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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是曾公对《古文辞类纂》的评价。另外，《古文辞类纂》中未曾收录经史，对该不足之处，曾公曾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作出指责，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曾公在评论《文选》时，专门针对所选文章的风格；在评论《古文辞类纂》时，则专门针对编纂者姚鼐的学识水平。两种评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均属于对文学总集的评价，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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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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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各类文集数不胜数，而其中所耗费的心血、精力与时间更是无可计数。文人们为追求用字之奇、造句之妙，往往冥思苦想，废寝忘食，甚至精神错乱，举止失常。如此这般，究竟是何缘故？其实未必是迫于饥寒，而是由于大家深信叔孙豹之言，认为“立言”能够与“立德”“立功”一同永垂不朽。然而，除不拘于世俗的卓异之士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所以，孔子的教学内容虽然包括文、行、忠、信四方面，但仍以忠、信为主，而唐代裴行俭亦主张“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曾公将高尚的德行作为择人标准与做人原则，所以虽然亦热衷文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但对所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的说法，却颇不以为然。就器识与文艺的先后而言，曾公的见解其实与裴氏相合。其在《黄仙峤前辈诗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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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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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自拔于人人者”，即指美名远播，跨越时空，不仅享誉于当时当地，而且流芳后世，永垂不朽。而“自拔”之道，首先在于器识，其次在于事业，最后方才是语言文字。该说法不仅与叔孙豹之言相符，亦是裴氏所谓“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论调。然而，此观念是就“古之君子”而言，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所以曾公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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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秋毫之荣华而以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为愠，举一而遗二，见寸而昧尺，器识之不讲，事业之不问，独沾沾以从事于所谓诗者。兴旦而缀一字，抵暮而不安，毁齿而钩研声病，头童而不息，以咿嚘蹇浅之语，而视为钟彝不朽之盛业，亦见其惑矣！”（《文集》卷二）此段文字即是就“今之君子”而论，亦是社会现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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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历史的总结，还是对现状的批判，在器识与文艺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曾公的观点皆与裴氏相同，差别只在于一详一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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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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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文学评论，大致如上所述。至于曾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者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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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类纂·序》中写道：“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伦，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即是说，桐城派能够东山再起，曾公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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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重振桐城派，黎庶昌在其《续古文辞类纂·序》中亦曾论及，且比王先谦的论述更为详细，如：“文章之道，莫大乎与天下为公，而非可用一家之私议。自刘向父子总《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选》，而后先古文章，始有所归。宋欧阳氏表章韩愈，明茅顺甫录八家，而后斯文之传，著有所归。姚先生兴于千载之后，独持灼见，总括详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铢黍之得，毫厘之失，皆辨析之，醇驳较然。由是古今文章，谬悠殽乱，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归论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复于古。然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于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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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与桐城派的再次振兴有关系，但是在文学主张与文学造诣方面，与姚鼐并不完全相合。对此，王先谦亦曾言及，如：“曾文正公亟《许姬传》，至列之《圣哲画像记》，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然寻其声貌，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见《续古文辞类纂·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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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说明在不同之中，仍存在相同之处。所以王先谦又云：“曾文正公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冠绝古今。其于惜抱遗书，笃好深思，虽声欬不亲，而涂迹并合。学者将欲杜歧趋、遵正轨，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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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序》，作于光绪八年；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序》，作于光绪十五年。二人在比较曾公与姚鼐的文学理论与创作时，均称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王氏的观点，前面已经述及。黎氏的评论，除前面已经摘录的内容外，亦有：“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学，屏弃六朝骈俪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公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续古文辞类纂·序》）还有：“本朝文章，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辞始雅洁，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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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们将曾公与姚鼐作比较，则说明曾公在文学史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地位。章太炎先生推崇魏晋文学，而蔑视唐宋文学，其对姚鼐与曾公的文章亦有所评价，如：“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若通俗不学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如曾国藩、张裕钊，斯其选也；规法宋人，而能止节淫滥，时以大言自卫，亦不敢过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则其次也。”（《太炎文录》卷一——《说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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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在评论文章时，于清代大儒中推崇汪中、李兆洛，于同时代文人中则推崇王闿运、吴汝纶、马其昶。然而，章先生的论断，主观成分太重，所以我们不能绝对认同。比如称姚鼐与曾公为通俗不学者，即是明证。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章先生在论及姚、曾二人的区别时，很能补充王、黎二人评论中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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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确定一个人的历史地位，则必须将此人与其前后左右的历史人物作比较。王、黎均曾编纂古文选集，且所选古文与姚、曾所处的时代十分接近，所以原本可以对姚、曾作出合理恰当的评价。然而可惜的是，二人对清代文坛的整体情形缺乏详细的叙述，而且对方、姚、梅、曾四人未免过于偏袒。至于章氏，乃当代朴学大师，对清代文人学者，常有十分精湛的评论，但是成见太深，主观色彩太浓，甚至偶尔过于偏激。关于曾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人认为钱基博的评论尚属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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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云：“让清中叶，桐城姚鼐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方苞之门人刘大魁，又以方氏续明之归氏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唐宋八家，刘氏嗣之。推究阃奥，开设户牖，天下翕然号为正宗，此所谓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时，吾家鲁思先生实亲受业于桐城刘氏之门，时时诵师说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二人者，遂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而学焉！于是阳湖古文之学特盛，谓之阳湖派。而阳湖之所以不同于桐城者，盖桐城之文从唐宋八家入，阳湖之文从汉、魏、六朝入。适李兆洛起，放言高论，盛倡秦、汉之偶俪，实唐宋散行之祖，乃辑《骈体文钞》以当桐城姚氏之《古文辞类纂》。而阳湖之文，乃别出于桐城以自张一军！顾其流所衍，比之桐城为狭！然桐城之说既盛，而学者渐流为庸肤，但习为控抑纵送之貌而亡其实，又或弱而不能振。于是仪征阮元倡为文言说，欲以俪体嬗斯文之统。江都汪中质有其文，熔裁六朝，导源班、蔡，祛其缛藻，出以安雅，而仪征一派，又复异军突起以树一帜！道穷斯变，物极则反，理固然也。厥后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而欲少矫其懦缓之失。故其持论以光气为主，以音响为辅，探源杨、马，嫥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词，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彩炳焕而戛然有声。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门弟子著籍甚众。独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号称能传其学。吴之才雄，而张则以意度胜，故所为文章，宏中肆外，无有桐城家言寒涩枯窘之病。夫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徒以一宗欧、归，而雄奇瑰玮之境尚少。盖韩愈得杨、马之长，字字造出奇崛。至欧阳修变为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则才气薄弱，势不能复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国藩出而矫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故能卓然为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广之，以自为开宗之一祖！殆桐城刘氏所谓‘有所变而后大’者耶？”（见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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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代文坛各个流派的情形，钱氏的叙述不仅甚为详细，而且非常客观，所以十分具有参考价值。当论及湘乡派时，钱氏称赞道：“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曾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有多重要，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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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清代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年的新文学运动，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周岂明先生有十分详细的阐述，如：“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进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内的文字；曾国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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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在清代诗坛上的地位，陈衍在谈论清代的“诗教”时，如此说道：“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石遗室诗话》）正如陈衍所讲，曾公在清代诗坛中亦曾占据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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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曾公所推崇、对曾公产生影响的诗人，陈衍亦曾言及，如：“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同上）又如：“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涧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先生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则为《骚选》盛唐如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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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在《圣哲画像记》中称，所抄录的古今十九位诗坛大家的诗作当中，自己最崇拜“唐之李、杜，宋之苏、黄”，但似乎并无专门学习黄庭坚的倾向。而且，曾公在《家书》中仅仅提及“古诗学苏、黄”，在《日记》中亦只是写道“七律专读黄庭坚”。所以，与陈衍所谓“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似乎不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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