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19487
1705919488
曾公对刘墉的书法，颇为推崇，如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辛酉六月）
1705919489
1705919490
对于刘石庵的书法，曾公不但能领略其旨趣，而且能大略看出其师承何人，如云：“阅刘石庵《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张得天之笔，多师褚、颜两家，用直来横受之法，故不藏锋而联丝萦带，以发其机趣。二者其理本一贯，特逆蹴与直来横受，形迹判然，难合而为一耳！”（《日记》——辛酉六月）
1705919491
1705919492
至于姚鼐的草书，曾公则颇有微词，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李少荃赠以姚惜抱先生所书草字千卷，书苏公《登径山诗》，中有缺脱。姚君学怀素书，不甚沉着，特字以人重耳！”（辛酉九月）以上为曾公在真书、草书鉴赏方面的言论。
1705919493
1705919494
杜甫有诗云：“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书法家亦经常进入此境界。曾公欣赏完李小湖所收藏的法帖后，即在《日记》中写道：“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书《孟法师碑》，笔意似虞永兴，而结体绝似欧阳率更，与褚公他书不类；一曰丁道护书《启法寺碑》，隋碑，而字体有类晚唐，矮方而匀整，闻春湖侍郎以千金购之苏州陆恭家；一曰宋拓《虞庙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经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为褚河南书，实魏栖梧书，仿褚法耳！又有晋、唐小楷，共十一种，其中《乐毅论东方赞》绝佳。乃悟古人用笔之道，如强弩引满，蓄而不发。归途作诗二句云：‘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旋向弩端涵。”’（《日记》——丁卯五月）
1705919495
1705919496
至于“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有十分详细的讲解，前文已有摘录，此处不再赘述。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癸亥九月）此言可谓与寄曾纪泽的信函前后呼应。
1705919497
1705919498
曾公爱好书法的原因
1705919499
1705919500
书法本身属于美术范畴，书法大家的作品或以神韵见长，或以魄力见长，均能令人赞赏不已。但爱好书法的原因，则因人而异，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应用的工具，有人则纯粹出于审美意识。至于曾公对书法的爱好，最初其实是缘于应用的需要。比如曾公在《家书》中写道：“九弟……二月以来，日日习字，甚有长进。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近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不复临颜、柳二家帖，以不合时宜故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1705919501
1705919502
学习书法的目的在于应付考试、迎合时势，自然是将其视作一种工具。另外，曾公在其《家训》中云：“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亦无非是将书法视为可以应用的工具。只不过治学与从政，跟应付考试、迎合时势力相比，似乎在境界上略胜一筹。
1705919503
1705919504
后来，由于学识修养日益深厚，曾公爱好书法的原因，颇有“自我表现”的意味。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董香光专用渴笔，以极其纵横使转之力，但少雄直之气。余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耳！”（辛酉二月）
1705919505
1705919506
自我表现与迎合时势，虽然有为己与为人的区别，但其实均将书法视作一种工具，且均含有急功近利的意味。曾公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态，认为学习书法时，只有杜绝急功近利之心，才能领会书法艺术的真谛。其见解与近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颇为相似。曾公云：“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脑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蔽掩，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将丝毫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故曰‘七均斯无声，五和常主淡’也。”（《日记》——辛酉九月）
1705919507
1705919508
起初将书法视为工具，后来则将书法作为目的，此次观念上的跨越，与曾公由文以载道论向文学独立论的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令文艺的价值得到提高，使文艺从配角一跃而成主角。曾公对文艺无比热爱，虽然起初难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最终却能揭去世俗的面纱，认清文艺的真实面目与价值。若非器识卓越，怎能如此？裴行俭曰：“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话或许不受热衷文艺者的喜欢，但鄙人却非常认同裴氏的观点。因为只有具备卓越的器识，方能不为私利所蒙蔽，不为外物所牵累，从而认识文艺的真正价值。而曾公就是一极好的典范。
1705919509
1705919510
1705919511
1705919512
1705919514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章 治家理论
1705919515
1705919516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回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谦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杂著》卷二——《世泽》）
1705919517
1705919518
将家道的兴衰，归因于士大夫的志趣与学问，此观点恰好与《大学》中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的主张相契合。曾公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崇尚人治；在其治家理论方面，亦是如此。因为治国与治家，虽然在范围上一大一小，在事务上一繁一简，但二者所包含的原理、所应秉持的原则，其实并无差别。曾公在治理政治与军事之余，在治家方面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此不仅是对从祖辈优良家风的继承与发扬，亦是曾公本人在久历官场、饱经世故之后的经验之谈。
1705919519
1705919520
1705919521
1705919522
1705919524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论家道兴衰的原理
1705919525
1705919526
曾公在谈论家道的兴衰时，往往会言及其政治思想。比如：“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又如其在《日记》中写道：“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壬寅十一月）。
1705919527
1705919528
若仅就家道而言，则有：“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又有：“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弟）但此类言论仍能反映出其政治思想中崇尚人治与崇尚礼治的观念。古人云：“即小可以喻大。”我们从曾公的治家理论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中便可以体会到此句话的涵义。
1705919529
1705919530
虽然治家的道理与治国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但二者并不能够混为一谈，因为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毕竟不同。家庭组织中，父子兄弟为中坚力量，所以若想让家事顺遂，就应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治家原则。曾公曾云：“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1705919531
1705919532
家中人口，就名分而言，有父与子、兄与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子与妇女之分。中国社会中，自从以男性为中心后，家中的事务便大多由男子负责，结果往往养成妇女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自古以来，由于妇女无所事事、骄奢淫逸而导致家道衰落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曾公曾云：“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又云：“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1705919533
1705919534
1705919535
1705919536
[
上一页 ]
[ :1.70591948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