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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章 治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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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回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谦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杂著》卷二——《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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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道的兴衰，归因于士大夫的志趣与学问，此观点恰好与《大学》中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的主张相契合。曾公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崇尚人治；在其治家理论方面，亦是如此。因为治国与治家，虽然在范围上一大一小，在事务上一繁一简，但二者所包含的原理、所应秉持的原则，其实并无差别。曾公在治理政治与军事之余，在治家方面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此不仅是对从祖辈优良家风的继承与发扬，亦是曾公本人在久历官场、饱经世故之后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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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论家道兴衰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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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家道的兴衰时，往往会言及其政治思想。比如：“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又如其在《日记》中写道：“万化始于闺门，除‘刑于’以外无政化，除‘用贤’以外无经济。”（壬寅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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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仅就家道而言，则有：“凡家道之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致澄弟）又有：“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致澄弟）但此类言论仍能反映出其政治思想中崇尚人治与崇尚礼治的观念。古人云：“即小可以喻大。”我们从曾公的治家理论与其政治思想的关系中便可以体会到此句话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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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治家的道理与治国的道理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但二者并不能够混为一谈，因为家庭与国家，在组织结构上毕竟不同。家庭组织中，父子兄弟为中坚力量，所以若想让家事顺遂，就应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治家原则。曾公曾云：“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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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人口，就名分而言，有父与子、兄与弟之别；就性别而言，有男子与妇女之分。中国社会中，自从以男性为中心后，家中的事务便大多由男子负责，结果往往养成妇女们骄奢淫逸的生活习气。自古以来，由于妇女无所事事、骄奢淫逸而导致家道衰落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曾公曾云：“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又云：“家中兴衰，全系乎内政之整散。”（《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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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论家道兴衰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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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家道兴衰的原理上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家道兴衰的征象上亦有细致的观察。将诸多事实进行归纳，可以发现现象背后隐藏的道理；根据已掌握的道理，可以为眼前的现象作出评判。前者为归纳法，后者为演绎法，二者可以交互运用。曾公之所以在论及家道的兴衰时十分重视“内政之整散”，正是因为其对诸多事实进行观察后发现：“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家训》卷下——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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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曾公云：“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日记》——戊辰四月）此言亦与家庭内部的治理有关，只不过还涉及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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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谈论家道的兴衰时，总是既能阐发理论，又能列举事实，将二者交互运用。比如：“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家书》卷四——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此为理论。又如：“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家书》卷四——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此为事实。由此可见，有事实才能构成理论，有理论便可批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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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云：“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诚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验之，必以吾言为不谬也。”（《家书》卷四——咸丰四年八月十一日）即是将已经掌握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运用在实际生活中的个别事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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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论及家道兴衰的征象时，往往从细微之事上着眼。比如：“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家书》卷六——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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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菜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家书》卷六——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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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从细微之事上着眼，是由于曾公相信：“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家训》卷上——咸丰六年丙辰九月廿九夜）而能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均是勤苦俭约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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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治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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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家道兴衰的原理与征象，均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其治家方法，既有基本纲领，又有具体措施，可谓面面俱到。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家书》卷六——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由此可见，曾公的治家方法，以继承发扬祖德、坚持家庭教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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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又写道：“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家书》卷七——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所以说，曾公所提倡的家风，除“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外，还包括“三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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