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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论治身与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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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生之道上，曾公主张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其修养方法，除上面所述及的内容外，曾公在又一次致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书札》卷十九）此处所谓治心之法，即上文所言及的‘君逸’；所谓治身之法，则是曾公祖父星冈公关于‘不信医药’的训诫。医药原本可以治病，但社会上良医太少，而庸医太多，经常出现因乱用药物而草菅人命的事件。星冈公之所以不信医药，也许正是受当时庸医遍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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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论养生宜得自然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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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相信医药，除遵守古训的缘故外，还有一重要的理由，即认为养生与治理国家一样，均宜顺应自然。曾公在致其子的信函中写道：“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身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家训》卷下——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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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晚年治理政务时，十分推崇黄老之术，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不料其在养生方面，竟亦持此种哲学观点！《庄子·养生主》曰：“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而今天我们则能够从曾公晚年的养生方法中，窥见其晚年的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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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论养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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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及养生方法时，虽然每次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容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辛酉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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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忿窒欲”，目的在于保持精神的健康，可以称之为“心理的修养”。曾公对“惩忿窒欲”的观点，有十分详细的阐述。比如其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便太过。余于《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屏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皆妄想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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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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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啬”，说明曾公并非悲观厌世之辈，并不认为应该绝对禁止一切人生欲望，而是主张在释放欲望的同时要略有节制。由此可见，曾公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Optimism），亦不是厌世观（Pessimism），而是淑世观（Meliorism）。至于曾公所谓‘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则又彰显出其奋斗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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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为养生起见，主张将减少烦恼、节制欲望放在首位，但在励志方面则认为做人处事应当以倔强二字为本，更说明曾公绝非禁欲主义者。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云：“肝气发时，不惟不平和，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人命而已。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家书》卷九——同治二年癸亥正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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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雨亭的信函中云：“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魂梦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书札》卷十二）所谓“以志帅气”，其实类似于上文的“存倔强以励志”，而所谓“以静制动”，则接近于上文的“去忿欲以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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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志帅气”还是“以静制动”，均指通过精神方面的修养，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有“寡思”之说，亦是主张要重视心理的健康。信中写道：“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寡言；簿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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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内心，可以减少欲望；饮食过饱，则有损身体。所以曾公又认为，养生应当从良好的睡眠与饮食习惯做起。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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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陈松生的信函中亦写道：“……纪泽身体亦弱，吾教以专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养阴也，食所以养阳也。养眠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多思；养食亦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过饱。”（《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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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食多动”，目的在于保证身体的健康，可以称之为“生理的修养”。曾公主张“少食”，对此上文已经提及；至于主张“多动”，则在其所谓“养生五事”中有所体现。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云：“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其中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即是主张“多动”的证据之一。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其目的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亦与“多动”有关，并且在保持生理卫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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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养生方法中，还有一项是练习射箭，更能够说明其对运动的重视。比如曾公在致曾国潢、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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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养生方面，虽然重视运动，但似乎仍主张以静养为主。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辛未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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