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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养生方面，虽然重视运动，但似乎仍主张以静养为主。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辛未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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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曾公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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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曾公在养生方法上的相关言论，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知曾公本人的养生之道。关于其养生之道，在其所作的《养生要言》中有相当具体的叙述，但基本不外乎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运动为强健体魄的重要途径，亦可称之为“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则以少恼怒为保养精神的重要手段，亦可称之为“静的养生法”。此外，曾公亦十分讲求良好的睡眠习惯与健康的饮食方式，二者对生理与心理均有好处，既可以称之为积极的养生之道，亦可以称之为消极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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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对运动的爱好，我们从其致曾国潢的一封信函中可以有所了解。信中写道：“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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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对恼怒的节制，我们从其“八本”说中已能够有大致了解。另外，曾公在致沈葆桢的信函中云：“世方多故，珍重有用之身，以膺艰大之寄，慎勿闷损，以斫天和。国藩亦郁塞有年，胸次过褊，窃欲以自砭者共砭耳。”（《书札》卷七）又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年来骨肉哀戚之事，层见迭出。以精力颓乏，亦遂强自排解，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书札》卷二十四）可见，对“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曾公不仅在理论上大力主张，而且还付诸于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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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养生方面，喜欢从睡眠与饮食上讲求，除是对祖训的恪守外，亦源于自身的经验。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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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胞弟的信函中写道：“余现在调养之法，饮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腌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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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有定时，饮食有标准，此与现代的卫生学观点十分契合。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恼怒，则更为近年来提倡精神健康与体格健康的人们所注意。作为一个从未受过健康教育的人，曾公在养生方面的言行竟无一不符合健康教育中的观念，确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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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章 曾公对时人的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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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大致如上所述。现在就曾公对同时代人物的评论，略作阐述。一来见识一下曾公在鉴别人才方面的眼光究竟如何；二来通过对与曾公同时代优秀人物的简单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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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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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公交情最深，且结交最早的友人，非曾公的同乡刘蓉（字孟容）莫属。曾公在《刘母谭孺人墓志铭》中曾写道：“国藩不肖，幸得内交于当世之通才硕学，仁人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容，谊亦莫隆焉。以是襮于人，人亦襮之；以谓二人者，天下之至爱也！”（《文集》卷三）由此可见二人友谊何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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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刘蓉的性格，曾公在《养晦堂记》中曾有言及，如：“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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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季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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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有一胞弟，名刘蕃，字季霞，曾经跟从兄长带兵作战，后来不幸牺牲。曾公在《刘君季霞墓志铭》中，曾对此兄弟二人的个性进行比较，如：“季霞事兄，致严以顺，而风韵各异。孟容于士类，扬清激浊，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别白是非，鲜所假借，而季霞脱去畦封，瞑无一语，款诚相接，其臭如兰，以是人乐近之。”（《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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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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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入京后所结交的好友当中，有一位为汉阳人刘传莹，字椒云，不幸过早去世。对于刘传莹的德行与学识，曾公曾作简要叙述，如：“君之为学，其初熟于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二家之书，笃嗜若渴，治之三反。既与当世多闻长者游，益得尽窥国朝六七巨儒之绪。所谓方舆、六书、九数之学，及古号能文诗者之法，皆已窥得要领。采名人之长义，与己所考订，杂载于书册之眉旁。求秘本钩校，朱墨并下，达旦不休。久之，稍损心气，又再丧妇，遂病作，不良食饮。君自伤年少羸弱，又所业繁杂，无当于身心，发愤叹曰：‘凡吾之所为学者，何为也哉？舍孝悌取与之不讲，而旁骛琐琐，不以颠乎？’于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说，以意时其离合，而反复之。先是君官国子监学正，薄有禄入。而妇翁邓氏资之数千金，岁益饶给。至是尽反金邓氏，而移疾罢官，将家居食力以为养。盖浩然自得以归。归未数月，而奄及于死，可哀也！始君之归，尝语国藩：‘没世之名不足较，君子之学，务本焉而已。吾与子敝精于校雠，费日力于文辞，以中材而谋兼人之业，徼倖于身后不知谁何者之誉，自今以往，可一切罢弃，各敦内行。没齿无闻，而誓不复悔。’国藩敬诺。其后君归，果黾勉孝恭，族党大悦。规划家政，条议粗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足憾，独其事亲从兄之志之美且坚，而不克竟其事，兹其可悲者也！而国藩之无似，不克践死别之约，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耻而切痛者也！”（《文集》卷二——《国子监学正汉阳刘君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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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后来又作《刘君家传》，对刘传莹的治学情形，进行补充介绍：“始椒云尝治方舆家言，以尺纸图一行省所隶之地，墨围界画，仅若牛毛。县以圆围，府以叉牙，交错成围，不为细字识别。晨起指诵曰：‘此某县也，于汉为某县；此某府某州也，于汉为某郡国。’凡三四日而熟一纸。易他行省，亦如之。其于字画音谱及古文家之说，亦皆刺得大指。其后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彻，锐甚。适会丧妇，劳患致疾，及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务要之思矣。”（《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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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芝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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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人氏孙鼎臣，字芝房，亦是曾公的知心朋友，曾作《刍论》一书，请曾公审订。病危时，亦致信于曾公，以作诀别。曾公曾作《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其中将孙鼎臣与刘传莹相提并论，如：“芝房之志大而锐进也，与椒云同。其卒也，寄书抵余，以告永诀，亦与椒云同。其自《刍论》外，别有诗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纪略》四卷，著书之多，与椒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其嫉夫以汉学标揭也亦同，而立言少异。”（《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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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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