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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王璞山与曾公之间，因意见不合，而产生一些矛盾。曾公在致罗泽南的信函中，曾谈及此事的原委：“璞昨与弟书，中有不平之意。其实弟与璞山见解不符，止有数端：璞欲率师急行，专由陆路，弟欲明春始发，水陆并备，一也。璞欲统带三千，一手经理，弟欲画开数营，各立营官，二也。弟疑新招之卒多有可汰，璞意业经新选，无可再拣，三也。璞欲因援鄂之行，乘势东下，一气呵成，弟则以援鄂之暂局，与此后之长征，截分两事，四也。”（《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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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璞山带兵作战时，颇有名将之风。对此，曾公曾有评述，如：“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势。袖中出地图十余张，每人分给一张，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如何分支；某营埋伏；某营并不接仗，待事毕后，专派追剿。诸将一一说出，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次日战罢，有与初议不符者，虽有功亦必加罚。其平居无事，每三日必传各营官熟论战守之法。”（《书札》卷二十五——《与李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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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智亭毕应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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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楚军风生水起之时，满洲人塔齐布（字智亭）与云南人毕金科（字应侯）均以骁勇善战著称。关于塔齐布的为人，曾公在《保参将塔齐布千统殿元折》中，曾略有评价，如：“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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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塔齐布的战术，曾公则将其与毕金科相提并论。比如，曾公在《毕君殉难碑记》中写道：“自楚军之兴，忠武公塔齐布实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艳称云南毕君。塔公每临敌，负枪挟弓矢，又令二卒树长矛、执曳马绳竿以从，其为器也四。毕君每临敌，负枪，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从，其为器也亦四。塔公跃马飙驰，嗔人追从，从辄返鞭之。毕君怒马，直穿贼阵，戒后者无得妄从我，人亦自不敢从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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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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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带兵初期，其手下健将之中，塔齐布与罗泽南（号罗山）二人并称。塔齐布本就为武官出身；罗泽南则原为一介书生，后来方才投笔从戎。曾公不仅对塔齐布有所赞赏，而且对罗泽南亦时时谈及，比如在致张石卿制军的信函中，云：“罗山虽书生，然寘之前行，故当与刘印渠方驾。长厚者盖不可测。”（《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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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吴甄甫制军的信函中，又云：“今岁援江之湘勇管带者，如郭筠仙太史、朱石樵刺史、夏憩亭观察、罗罗山教论，皆难得之才。……夏、朱本系属吏，郭、罗则部下绅士。虽一介书生，实学识过人，可与谋军事者也。视张润农、王璞山，皆迥出其上。”（《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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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具有过人的学识，而且能够将其有效运用于行军作战当中。对此，曾公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曾写道：“公讳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湘乡罗氏。咸丰四五年间，公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叹仰，以为名将，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之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子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极衍义》一卷。幼仪不慎则居敬无基，异说不辨则谬以千里，于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学韵语》一卷、《姚江学辨》二卷。严义利之闲，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百家述作，靡不研讨，于是乎有《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皇舆要览》若干卷、《诗文集》八卷。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尝不同归也。……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畜积者夙也，非天幸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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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行军之道，不仅与军事学、政治学有关，而且与哲学、文学、地理学亦有密切关系。大凡精通军事之人，皆明白此道理。曾公将罗泽南在军事方面的功绩，归结于其良好的学术修养，确实属于切中要害之论。世上功勋卓著的军人数不胜数，但往往容易利令智昏，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残害百姓，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可见，如果缺乏学术修养，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纵使能够侥幸于一时，也难以保全荣誉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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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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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发展壮大之时，有许多读书人参与进来，投笔从戎，拯救国难，建立功勋，且大多出自罗泽南门下。其中最为杰出的将领，非李迪庵莫属。曾公在《李忠武公神道碑铭》中曾云：“公讳续宾，字迪庵，湘乡李氏。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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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师次武昌，巡抚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无巨细，唯忠节公与公言是听。忠节挈持大纲，其战守机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归心，远近慕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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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端凝敦笃，爱人不尚美言，而意溢于色，色溢于辞。虽他军之将士、逃难之流民，皆归之若父兄，闻其死，哭之皆恸，至不忍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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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李迪庵的个性已能有一大致了解，总而言之，不外乎“拙诚”二字。曾公作《湘乡昭忠祠记》，其中写道：“咸丰五六年间，罗、李湘勇之名震天下。”又写道：“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文集》卷四）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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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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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庵的胞弟李希庵，亦有很大名气，为湘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云：“公讳续宜，字克让，号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讳续宾，次居四，公其季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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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少好深湛之思，强探力索，洞彻幽微。师事罗忠节公泽南，常以躬行不逮为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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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三河之变，忠武公殉难，将士死者六七千人，天惊地岌。公在黄州，哀迫之际，经纬万端。入则损食悲咽，出则拊循溃卒。思乡者遣归，愿留者编伍。哺粟赐衣，接以温语。差讨诸将之罪，而简用其民。部署粗定，适胡文忠公以母丧，奉诏起复，相与申儆简练，而湘军复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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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迪庵与李希庵兄弟二人的异同，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亦有论述：“公与忠武公皆负重名。淡于荣利，昆弟同之。忠武好盖覆人过；公则嫉恶稍严。忠武战必身先，骁果缜密；公则规划大计，而不甚校一战之利。至其临阵百审一发，发无不捷，成功一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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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庵去世时，家中未留任何钱财。曾公得知后，十分痛惜，深表哀悼，在《日记》中写道：“李希庵于十月廿八日子刻弃世。苦战多年，家无长物，忠荩廉介，可敬可伤！”（癸亥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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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厚庵彭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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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四人，皆为湘军中的陆兵健将，而在统率湘军水师方面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杰出将领，则为善化人杨载福（字厚庵）与衡阳人彭玉麟（字雪琴）二人。曾公与胡林翼在互通信函时，曾将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与彭玉麟四人合称为“杨彭二李”或“三庵一琴”。因为，自从塔齐布、罗泽南二人相继殉难后，湘军陆兵即由李续宾、李续宜二位率领，而水师健将即是杨载福与彭玉麟。曾公在《苗沛霖应剿彭玉麟难离水营折》中云：“水师转战数年，肃清上游千余里，实赖杨载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维持。”（《奏稿》卷十四）由此可见杨、彭二将战功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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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当中曾谈到杨、彭两元大将的战功，以及人的情感与环境的关系。如下：“当楚军水师之初立也，造舟始于衡阳，大战始于湘潭。其后，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镇。令福建提督杨君厚庵与雪琴，暨诸君子喋血于狂风巨浪之中，燔逆舟以万计。转战无前，可谓至顺。其后，官军深入彭蠡之内，贼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内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骁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并。至咸丰七年九月攻克湖口，两军复合，盖相持三年之久，死伤数千人之多，仅乃举之。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乎祠成之后，祼荐鼓钟，士女瞻拜，名花异卉，旖旎啾玱，江色湖光，呼吸万里，旷然若不复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乐也！时乎安乐，虽贤者不能作无事之嚬蹙；时乎困苦，虽达者不能作违众之欢欣。人心之喜戚，夫岂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杰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掷千万人之性命，以争尺寸之土，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皆忧斯民哉？亦将以境有所迫而势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于己，不迁于境，虽处富贵贫贱、死生成败，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几乎？”（《文集》卷三）推敲曾公的此段言论，虽说内心情感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人在处世方面的最高境界，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的情感往往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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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中亦云：“今东南大定，已逾五年，长江别立经制水师，将士新故更代，优游无事，欲问数年前战争之迹，已罕能言其状者。况更溯十载以前，若杨公之纵横江上，出入锋镝，以摧方、张之寇，彭公之芒鞋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仿佛？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与？”（《文集》卷四）其中，除谈及杨、彭二人的事迹外，亦指出人们的情感往往随外界形势而转变的道理。可见曾公十分注意时代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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