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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塔齐布的战术,曾公则将其与毕金科相提并论。比如,曾公在《毕君殉难碑记》中写道:“自楚军之兴,忠武公塔齐布实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艳称云南毕君。塔公每临敌,负枪挟弓矢,又令二卒树长矛、执曳马绳竿以从,其为器也四。毕君每临敌,负枪,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从,其为器也亦四。塔公跃马飙驰,嗔人追从,从辄返鞭之。毕君怒马,直穿贼阵,戒后者无得妄从我,人亦自不敢从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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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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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带兵初期,其手下健将之中,塔齐布与罗泽南(号罗山)二人并称。塔齐布本就为武官出身;罗泽南则原为一介书生,后来方才投笔从戎。曾公不仅对塔齐布有所赞赏,而且对罗泽南亦时时谈及,比如在致张石卿制军的信函中,云:“罗山虽书生,然寘之前行,故当与刘印渠方驾。长厚者盖不可测。”(《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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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吴甄甫制军的信函中,又云:“今岁援江之湘勇管带者,如郭筠仙太史、朱石樵刺史、夏憩亭观察、罗罗山教论,皆难得之才。……夏、朱本系属吏,郭、罗则部下绅士。虽一介书生,实学识过人,可与谋军事者也。视张润农、王璞山,皆迥出其上。”(《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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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具有过人的学识,而且能够将其有效运用于行军作战当中。对此,曾公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曾写道:“公讳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湘乡罗氏。咸丰四五年间,公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叹仰,以为名将,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之学,其大者以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量不周于六合,泽不被于匹夫,亏辱莫大焉。凛降衷之大原,思主静以研几,于是乎宗张子而著《西铭讲义》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极衍义》一卷。幼仪不慎则居敬无基,异说不辨则谬以千里,于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学韵语》一卷、《姚江学辨》二卷。严义利之闲,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百家述作,靡不研讨,于是乎有《读孟子札记》二卷、《周易本义衍言》若干卷、《皇舆要览》若干卷、《诗文集》八卷。其为说虽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尝不同归也。……在军四载,论数省安危,皆视为一家骨肉之事,与其所注《西铭》之指相符;其临阵审固乃发,亦本主静察几之说;而行军好相度山川脉络,又其讲求舆图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畜积者夙也,非天幸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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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行军之道,不仅与军事学、政治学有关,而且与哲学、文学、地理学亦有密切关系。大凡精通军事之人,皆明白此道理。曾公将罗泽南在军事方面的功绩,归结于其良好的学术修养,确实属于切中要害之论。世上功勋卓著的军人数不胜数,但往往容易利令智昏,为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惜残害百姓,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可见,如果缺乏学术修养,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纵使能够侥幸于一时,也难以保全荣誉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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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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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发展壮大之时,有许多读书人参与进来,投笔从戎,拯救国难,建立功勋,且大多出自罗泽南门下。其中最为杰出的将领,非李迪庵莫属。曾公在《李忠武公神道碑铭》中曾云:“公讳续宾,字迪庵,湘乡李氏。湘军之兴,威震海内。创之者罗忠节公泽南,大之者公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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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师次武昌,巡抚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无巨细,唯忠节公与公言是听。忠节挈持大纲,其战守机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归心,远近慕悦。”(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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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端凝敦笃,爱人不尚美言,而意溢于色,色溢于辞。虽他军之将士、逃难之流民,皆归之若父兄,闻其死,哭之皆恸,至不忍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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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李迪庵的个性已能有一大致了解,总而言之,不外乎“拙诚”二字。曾公作《湘乡昭忠祠记》,其中写道:“咸丰五六年间,罗、李湘勇之名震天下。”又写道:“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文集》卷四)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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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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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庵的胞弟李希庵,亦有很大名气,为湘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云:“公讳续宜,字克让,号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讳续宾,次居四,公其季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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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少好深湛之思,强探力索,洞彻幽微。师事罗忠节公泽南,常以躬行不逮为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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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三河之变,忠武公殉难,将士死者六七千人,天惊地岌。公在黄州,哀迫之际,经纬万端。入则损食悲咽,出则拊循溃卒。思乡者遣归,愿留者编伍。哺粟赐衣,接以温语。差讨诸将之罪,而简用其民。部署粗定,适胡文忠公以母丧,奉诏起复,相与申儆简练,而湘军复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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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迪庵与李希庵兄弟二人的异同,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亦有论述:“公与忠武公皆负重名。淡于荣利,昆弟同之。忠武好盖覆人过;公则嫉恶稍严。忠武战必身先,骁果缜密;公则规划大计,而不甚校一战之利。至其临阵百审一发,发无不捷,成功一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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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庵去世时,家中未留任何钱财。曾公得知后,十分痛惜,深表哀悼,在《日记》中写道:“李希庵于十月廿八日子刻弃世。苦战多年,家无长物,忠荩廉介,可敬可伤!”(癸亥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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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厚庵彭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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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四人,皆为湘军中的陆兵健将,而在统率湘军水师方面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杰出将领,则为善化人杨载福(字厚庵)与衡阳人彭玉麟(字雪琴)二人。曾公与胡林翼在互通信函时,曾将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与彭玉麟四人合称为“杨彭二李”或“三庵一琴”。因为,自从塔齐布、罗泽南二人相继殉难后,湘军陆兵即由李续宾、李续宜二位率领,而水师健将即是杨载福与彭玉麟。曾公在《苗沛霖应剿彭玉麟难离水营折》中云:“水师转战数年,肃清上游千余里,实赖杨载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维持。”(《奏稿》卷十四)由此可见杨、彭二将战功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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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当中曾谈到杨、彭两元大将的战功,以及人的情感与环境的关系。如下:“当楚军水师之初立也,造舟始于衡阳,大战始于湘潭。其后,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镇。令福建提督杨君厚庵与雪琴,暨诸君子喋血于狂风巨浪之中,燔逆舟以万计。转战无前,可谓至顺。其后,官军深入彭蠡之内,贼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内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骁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并。至咸丰七年九月攻克湖口,两军复合,盖相持三年之久,死伤数千人之多,仅乃举之。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乎祠成之后,祼荐鼓钟,士女瞻拜,名花异卉,旖旎啾玱,江色湖光,呼吸万里,旷然若不复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乐也!时乎安乐,虽贤者不能作无事之嚬蹙;时乎困苦,虽达者不能作违众之欢欣。人心之喜戚,夫岂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杰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掷千万人之性命,以争尺寸之土,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皆忧斯民哉?亦将以境有所迫而势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于己,不迁于境,虽处富贵贫贱、死生成败,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几乎?”(《文集》卷三)推敲曾公的此段言论,虽说内心情感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人在处世方面的最高境界,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的情感往往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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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中亦云:“今东南大定,已逾五年,长江别立经制水师,将士新故更代,优游无事,欲问数年前战争之迹,已罕能言其状者。况更溯十载以前,若杨公之纵横江上,出入锋镝,以摧方、张之寇,彭公之芒鞋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仿佛?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与?”(《文集》卷四)其中,除谈及杨、彭二人的事迹外,亦指出人们的情感往往随外界形势而转变的道理。可见曾公十分注意时代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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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杨、彭二人的个性,亦时常谈及。比如,在《杨载福救拔南陵县军民折》中云:“杨载福气韵沉雄,出奇制胜。”(《奏稿》卷十二)而在《日记》中写道:“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子之无可御,遂屏弃鱼网、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驱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其麾下水师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无所回避。”(己未)此为对杨载福个性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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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彭玉麟统宁国水师李瀚章会办牙厘片》中云:“查布政使衔,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管带水师,身经数百战,艰险备尝。咸丰五年冬,江西各郡县俱陷于贼,湖南北音问不通。该道带炮船在鄂,由贼中间道来江,徒步七百里,遂令整理内湖水师,逐渐扩充,分攻各城,以次收复。至七年九月克复湖口,始与杨载福外江水师会合。现在协剿安庆,昼夜督战。其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奏稿》卷十一)又在《彭玉麟报捐历任养廉片》中云:“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今因军饷支绌,愿将应得养廉银两,悉数报捐,由各该省提充军饷,不敢仰邀议叙,实属淡于荣利,公尔忘私。”(《奏稿》卷二十五)另外,在《彭玉麟恳辞奖叙片》中云:“查彭玉麟淡于荣利,退让为怀,自带水师以来,身居小舟,十有五年,从未谋及家室。此次捐助养廉,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卷同上)此为对彭玉麟个性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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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作《衡阳彭氏谱序》,其中写道:“衡阳彭雪琴侍郎,以诸生从戎,十有三载,肃清长江,克名城以百计,殕巨憝于金陵。当其提挈诸军,出入锋镝,誓不与此贼同戴三光,天下称为烈士。及夫勋劳日著,朝廷授为安徽巡抚,授为漕运总督,皆屡疏固辞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内不自信,卒不轻于一试。又何慎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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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君子慎度身世,信诸心,则蒙大难决大计而不惧;未信诸心,则虽坦途而不肯轻试。”(同上)。此言有充分的理由。而彭玉麟在行事之前谨慎权衡,便是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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