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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迪庵的胞弟李希庵，亦有很大名气，为湘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云：“公讳续宜，字克让，号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讳续宾，次居四，公其季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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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少好深湛之思，强探力索，洞彻幽微。师事罗忠节公泽南，常以躬行不逮为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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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三河之变，忠武公殉难，将士死者六七千人，天惊地岌。公在黄州，哀迫之际，经纬万端。入则损食悲咽，出则拊循溃卒。思乡者遣归，愿留者编伍。哺粟赐衣，接以温语。差讨诸将之罪，而简用其民。部署粗定，适胡文忠公以母丧，奉诏起复，相与申儆简练，而湘军复振。”（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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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迪庵与李希庵兄弟二人的异同，曾公在《李勇毅公神道碑铭》中亦有论述：“公与忠武公皆负重名。淡于荣利，昆弟同之。忠武好盖覆人过；公则嫉恶稍严。忠武战必身先，骁果缜密；公则规划大计，而不甚校一战之利。至其临阵百审一发，发无不捷，成功一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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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庵去世时，家中未留任何钱财。曾公得知后，十分痛惜，深表哀悼，在《日记》中写道：“李希庵于十月廿八日子刻弃世。苦战多年，家无长物，忠荩廉介，可敬可伤！”（癸亥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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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厚庵彭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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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四人，皆为湘军中的陆兵健将，而在统率湘军水师方面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杰出将领，则为善化人杨载福（字厚庵）与衡阳人彭玉麟（字雪琴）二人。曾公与胡林翼在互通信函时，曾将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与彭玉麟四人合称为“杨彭二李”或“三庵一琴”。因为，自从塔齐布、罗泽南二人相继殉难后，湘军陆兵即由李续宾、李续宜二位率领，而水师健将即是杨载福与彭玉麟。曾公在《苗沛霖应剿彭玉麟难离水营折》中云：“水师转战数年，肃清上游千余里，实赖杨载福、彭玉麟二人互相维持。”（《奏稿》卷十四）由此可见杨、彭二将战功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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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作《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当中曾谈到杨、彭两元大将的战功，以及人的情感与环境的关系。如下：“当楚军水师之初立也，造舟始于衡阳，大战始于湘潭。其后，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镇。令福建提督杨君厚庵与雪琴，暨诸君子喋血于狂风巨浪之中，燔逆舟以万计。转战无前，可谓至顺。其后，官军深入彭蠡之内，贼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内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骁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并。至咸丰七年九月攻克湖口，两军复合，盖相持三年之久，死伤数千人之多，仅乃举之。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乎祠成之后，祼荐鼓钟，士女瞻拜，名花异卉，旖旎啾玱，江色湖光，呼吸万里，旷然若不复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乐也！时乎安乐，虽贤者不能作无事之嚬蹙；时乎困苦，虽达者不能作违众之欢欣。人心之喜戚，夫岂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杰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掷千万人之性命，以争尺寸之土，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皆忧斯民哉？亦将以境有所迫而势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于己，不迁于境，虽处富贵贫贱、死生成败，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几乎？”（《文集》卷三）推敲曾公的此段言论，虽说内心情感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人在处世方面的最高境界，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的情感往往会受到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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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中亦云：“今东南大定，已逾五年，长江别立经制水师，将士新故更代，优游无事，欲问数年前战争之迹，已罕能言其状者。况更溯十载以前，若杨公之纵横江上，出入锋镝，以摧方、张之寇，彭公之芒鞋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仿佛？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与？”（《文集》卷四）其中，除谈及杨、彭二人的事迹外，亦指出人们的情感往往随外界形势而转变的道理。可见曾公十分注意时代环境对人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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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杨、彭二人的个性，亦时常谈及。比如，在《杨载福救拔南陵县军民折》中云：“杨载福气韵沉雄，出奇制胜。”（《奏稿》卷十二）而在《日记》中写道：“近时杨军门载福等，深知炮子之无可御，遂屏弃鱼网、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驱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其麾下水师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无所回避。”（己未）此为对杨载福个性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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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彭玉麟统宁国水师李瀚章会办牙厘片》中云：“查布政使衔，广东惠、潮、嘉道彭玉麟管带水师，身经数百战，艰险备尝。咸丰五年冬，江西各郡县俱陷于贼，湖南北音问不通。该道带炮船在鄂，由贼中间道来江，徒步七百里，遂令整理内湖水师，逐渐扩充，分攻各城，以次收复。至七年九月克复湖口，始与杨载福外江水师会合。现在协剿安庆，昼夜督战。其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奏稿》卷十一）又在《彭玉麟报捐历任养廉片》中云：“查彭玉麟带兵十余年，治军极严，士心畏爱，皆由于廉以率下，不名一钱。今因军饷支绌，愿将应得养廉银两，悉数报捐，由各该省提充军饷，不敢仰邀议叙，实属淡于荣利，公尔忘私。”（《奏稿》卷二十五）另外，在《彭玉麟恳辞奖叙片》中云：“查彭玉麟淡于荣利，退让为怀，自带水师以来，身居小舟，十有五年，从未谋及家室。此次捐助养廉，力辞奖叙，出于至诚。”（卷同上）此为对彭玉麟个性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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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作《衡阳彭氏谱序》，其中写道：“衡阳彭雪琴侍郎，以诸生从戎，十有三载，肃清长江，克名城以百计，殕巨憝于金陵。当其提挈诸军，出入锋镝，誓不与此贼同戴三光，天下称为烈士。及夫勋劳日著，朝廷授为安徽巡抚，授为漕运总督，皆屡疏固辞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内不自信，卒不轻于一试。又何慎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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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君子慎度身世，信诸心，则蒙大难决大计而不惧；未信诸心，则虽坦途而不肯轻试。”（同上）。此言有充分的理由。而彭玉麟在行事之前谨慎权衡，便是极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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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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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公共同执掌军权，才识与名望毫不逊于曾公的人，当数胡润芝。胡公，湖南益阳人，名林翼，字润芝，翰林出身，历任地方官。对于胡公的生平事迹，曾公时常述及，比如在《胡林翼罗泽南随同东征片》中谓：“新授四川按察使胡林翼……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所带黔勇六百余人，前在贵州黎平府任内，教练有素，屡著战功。本年剿办崇通股匪、安化土匪，又收复常德郡城，所至皆惬民望。”（《奏稿》卷三）又谓：“该臬司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同上）此为胡林翼起初由贵州赶赴湖南剿匪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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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胡公担任湖北巡抚的前后情况，曾公在《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中，有详细叙述，如：“窃前湖北抚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荐历外任。咸丰五年三月蒙先皇帝特达之知，由贵州道员，不及半载擢署湖北巡抚。当是时，武、汉已三次失险，湖北州县，大半沦没，各路兵勇，溃散殆尽。胡林翼坐困于金口、洪山一带，劳身焦思，不特无兵无饷，亦且无官无幕。自两司以至州县佐杂，相远隔北岸数百里外。一钱一粟，皆亲作书函，向人求贷，情词深痛。残破之余，十不一应，至发其益阳私家之谷以济军食，士卒为之感动。会湘勇自江西援鄂，军势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汉，以次恢复黄州等郡县。论者以为鄂省巡抚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为自固之计，悉师越境，围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抚之以全力援剿邻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围剿年余，相持不下。中间石达开自江西窥鄂，陈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三次，胡林翼终不肯撤九江之围，回救本省之急。或亲统一军，肃清蕲、黄，或分遣诸军，驱归皖、豫，率能克复九江，杀贼净尽，为东南一大转机。浔功甫蒇，复奏明以全鄂之力办皖北之贼。迨李续宾复军于三河，胡林翼先以母丧归籍，未满百日。闻信急起，痛哭誓师，不入衙署，进驻黄州。论者又以李续宾良将新逝，元气未复，但可姑保吾隅，不可兼顾邻封。胡林翼不以为然，惊魂甫定，即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宝庆之围。援湘之师未返，又议大举图皖。是时臣国藩方奉入蜀之命，胡林翼留臣共图皖疆，先灭发匪，保三吴之财赋，雪敷天之公愤。绘图数十纸，分致臣与官文暨诸路将领，昼夜谘谋。十年春间，大战于潜山、太湖，相继克之，遂定围攻安庆之策，亲驻太湖督剿。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犹屡寄臣书，缕陈勿撤皖围，力剿援贼之策。故安庆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为首功，此非微臣私议，盖在事文武所共知，亦大行皇帝所洞鉴也。”此为当时胡公谋划策略、行军作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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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写道：“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室家，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自七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恒推官文与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此为胡公知人善任、推贤让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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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继续写道：“军兴以来，各省皆以饷绌为虑。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荡尽。乙卯丙辰之际，穷窘极矣。自荆州榷盐，各府抽厘，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综核之才，冠绝一时。每于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丰三年，部定漕米变价，每石折银一两三钱，而各省州县照旧浮收，加至数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数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于七年春间创议减漕，严裁冗费，先皇帝朱批奖谕，谓其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统计湖北减漕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帑项增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提存银三十一万余两，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饱之蠹。向来各衙门陋规，台局浮费，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课，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员，日有训，月有课，批答书函，娓娓千言。以为取民赡军，使商贾皆知同仇而敌忾，是即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皆知洁己而奉公，是即所以兴廉。贞白之士，乐为之用；欺饰之徒，谴责亦重。故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运，非操切之术所得与也。”此为胡公清理财政、整顿吏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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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继续写道：“臣与该故抚共事日久，相知颇深。咸丰四年曾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近年遇事谘询，尤服其进德之猛。”对胡公的才能与德行均大加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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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起初在学识方面超越他人，后来在德行方面亦突飞猛进，堪称德才兼备之人。对此，曾公在致李迪庵的信函中，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如：“润公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章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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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公出类拔萃之处，尤其表现在扶持正义、力挽颓废之风气。关于此，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之处。”（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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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时，亦认为胡公的丰功伟绩之中，当以整顿吏治、矫正风气为第一。如云：“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侍师公之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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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胡公端正风气、培养人才的方法，曾公在《箴言书院记》中亦曾言及，如：“侍郎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移俗为己任。自部曲之长，郡县之吏，暨百执事，片善微长，不敢自襮，而褒许随之，曰：‘尔之发见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过差，方图盖覆，谴亦及之，曰：‘此犹小眚，过是，诛罚重矣。’与其新不苛其旧，表其独不遗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课，月有举，当世推湖北人才极盛。”（《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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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办理公事时，态度认真，专心致志，比如曾公在《日记》中写道：“胡中丞熟商江南军事。又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断无中立之理。’二人皆许为知言。”（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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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公的逝世，曾公极为悲痛，并在《日记》中写道：“胡宫保于八月二十六日亥时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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