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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称郭嵩焘为一人本主义者，不仅是依据其所作的《曾公墓志》，亦是依据其所作的《名贤手札跋后》。其言曰：“自昔风会气运之成，盖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风义倡，天下名贤硕德，蔚起湖、湘间，电发飙举，斯亦千载一时之会也。校其事功，则辉润六合；挹其言论，则滂霈寸心。子静居父丧。辑刻诸贤与其父往还手札，兵事之始终，人才之隐见，本末粗具，焕乎可观。盖曾文正公善诙谈，胡文忠公益之以谐谑，恪靖左侯独喜自负，尝自署葛亮。洎意城治军事，相与谓之老亮、新亮。周寿山中丞，丁巳病武昌，自顾身为僧，而嵩焘为南岳老僧，相见痛哭。既愈，言其状，于是胡文忠公又谓嵩焘南岳长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贤，惟日不足，将非‘仁为己任’，道远弥厉者乎？”（《养知书屋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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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人本主义者，郭嵩焘将当时祸乱的平定、风气的转移，均归功于曾公一人。此种观念，乃属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意识，虽然未免忽略时代环境的影响力，但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全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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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最受益的两字即是“诚”与“明”。正是因为“诚”，所以能够赢得人心；正是因为“明”，所以善于识别人才。曾公因善识人才而闻名，乃始于其对江忠源的赏识。郭嵩焘曾亲身参与此事，所以在讲述时，言语尤其生动形象。郭嵩焘曾作《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源公行状》，其中写道：“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公，语京师琐屑事。移时去，曾公目送之，回顾嵩焘，诧曰：‘生平未见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固承平也。曾公名能知人，与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测者。”（《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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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曾公能得人心在于待人真诚，我们可以从郭嵩焘所作的《赠总督湖北巡抚胡文忠行状》中得到证实，其中写道：“公自为湖北巡抚，念国家多难而身负重任，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寸尺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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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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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与郭嵩焘，均属于与曾公意气相投、相处融洽的人。而左宗棠，虽然亦为曾公的朋友，但却往往与曾公在志趣上存在分歧。吴汝纶在《左文襄公神道碑》中写道：“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公、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我第一。”余二人，谓二公也。公与曾公内相倾服，至趣舍时合时否，既出治军，交欢无间矣。及金陵平，又以事是非不合。”（《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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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曾公逝世后，左宗棠对曾公的一生大加赞许。比如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二日夜，在定安大营中，左宗棠曾致信于其子孝威，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已致赙百金，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见何小宋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劼刚亦能言父实际，又谓无忝矣。群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明杨武陵与黄石斋先生不协，石斋先生劾其夺情，本持正论。后谪戍黔中，行过檀渚，惧其家报复，微服而行。武陵之子长苍（山松）闻之，亟往起居，怡然致敬，呈诗曰：‘乃者吾翁真拜赐，异时夫子真非法。奭犹有意疑公旦，奚却由来举解狐。’（后两韵不复记忆，《沅湘耆旧集》中可取视之。）此可谓真知敬其父以及父之执者。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哂耶？”（《左文襄公家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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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意气相投的朋友，谈论你时满是赞语，此不足为奇。然而，若能获得与你志趣不合之人的好评，则的确不易。以左宗棠如此清高孤傲的脾性，在听闻曾公逝世时，竟给曾公以“知人之明，谋国之忠”的褒奖。则曾公平素的修养如何，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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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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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曾公的友人、门生、老部下等身份于一身，虽曾与曾公患难与共，但亦存有嫌隙的人，首推李元度。曾公逝世时，李元度极为悲痛，在《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中如此写道：“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于我，地拓海容。我实公负，羊鹤氃氋，匪我异趣，赋命则穷。时艰势拙，力不心从。公犹亮我，曲宥微衷，腾章昭雪，引疚在躬，不惜自贬，以拯予侗。休休者量，旷古难逢。而今已矣，孰听焦桐？私恩公谊，云何弗恫？”（《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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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对曾公的一生亦有全面客观的评述，如在其所作的《曾文正公行状》中云：“公自入词垣，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讲求经世学，兼治诗古文辞。善化唐公鉴入为太常卿，公相从论学，唐公授以朱子书，公遂兼穷宋学。与蒙古文端公倭仁、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文贞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茶陵陈公源兖、汉阳刘公传莹，往复讨论。所作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立课程十二则，曰主敬、曰静坐、曰早起、曰读书不二、曰读史、曰谨言、曰养气、曰保身、曰日知所亡、曰月无忘所能、曰作字、曰夜不出门，毕生之志趣，定于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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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公之学以关、闽为宗，于许、郑之训诂，复研穷综观。尝言圣人之所以修己治人，礼而已矣。《论语》求仁，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异端鄙弃礼教，正以贼仁也。张子《正蒙》、朱子《经传通解》，于礼三致意焉。近儒王船山注《正蒙》、秦文恭作《五礼通考》，知其要矣。诸子百家，公无所不窥，尤好《庄子》《史记》《汉书》《通鉴》《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治之三反。古文宗杨、马、韩、曾，诗自李、杜外，笃嗜苏、黄。治经喜高邮王氏书。治军行政，先求踏实，或筹议稍迂而成功转奇，或发端至难而取效甚远，或初为众所骇怪而徐服其精。所见既定，百折不回，出入死生无所怖。处功名之际，则师黄老之退逊；持身型家，尚禹墨之俭勤。生平持之有恒者，曰不诳语、不晏起。自奏疏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即抚外夷、驭降将，亦推诚布公，耻用权术。在军在官，数十年如一日。读书有常课，虽存亡呼吸间，不改常度也。公于中外之防，持之尤力。”（《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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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公事业成功的原因，李元度有天时、地气、人谋之说，此说法令人眼前一亮。比如其上书曾公，云：“窃维运会辐凑，有天时、有地气、有人谋。请得进而毕其说。自古拨乱反正，天必预生戡乱之人，为生民请命。是故有安史之乱，即有李、郭；有朱泚、李怀光之叛，即有李晟、马燧、浑瑊；有金人之祸，即有宗、刘、韩、岳、二吴；有土木之难，即有于忠肃；有宸濠之变，即有王文成。其器识勋名之大小，则视其时变之大小为衡。而其征又往往先见诸天象；如四星聚柳张而光武兴洛，四星聚牛女而晋元王吴，荧惑出东井而姚氏有秦，景星见箕尾而慕容复燕。分野之验，凿凿可据。道光己酉、庚戌间，京师啧啧，谓天下将苦兵，将星在翼轸分野，将才出湖以南。时粤逆尚未起也。迨辛酉八月朔，今皇帝嗣服，适有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论，言付史馆。识者已卜天心厌乱。未几，我公大拜，遂克竟此大勋。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数穷六十。以元会运世之说考之，今为上元景运，宜奏荡平。此天时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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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为南纪。自三代及汉、唐，人才多出西北，东达齐、鲁，其后渐及于吴。宋兴，西江始盛；南宋迄今，闽越称尤盛焉。然楚南未大显也。邵子云：‘天下有道，地气自北而南。’衡岳、洞庭之气，蜿蟮磅礴，郁积数千年，始大发其奇于今日。而湘乡适当衡山之麓，自蒋公琬以社稷之器见重武侯，越二千年而夫子应运生其地。以同怀兄弟，同日膺茅社，以一邑而备有侯伯子男之封，其他建旄仗钺，寄专阃及方伯连帅之属，至于千百计。而蒙赐御服、赐孔雀翎、赐勇号，赐世秩、赐谥、赐祠者，偻指不能毕数，实古今未有之奇。韩子曰：‘五岳于中州，衡山最远，而独为宗。其神独灵，其水土所生，白金、水银、丹砂、石英、钟乳，橘柚之色，竹箭之美，千寻之名材，不能独当之。’此地气之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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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成大功者，多席全盛之势，合群策群力以图之。惟夫子张空拳，援桴鼓誓众，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受事时，即以天下自任，创水师，制贼死命，拔将帅于厮养走卒中，亲出入行间，与士卒均辛苦，屡更挫恤，百折而不回，两次墨绖从戎，累疏恳辞，不许。先帝手敕，有‘忠诚耿耿，朝野皆知’之谕。考本朝名臣，如朱文端、梁文庄、陈文恭，皆两次夺情起复。然率在无事时，未若夫子急公家之难，不得已而出此也。在军，不避艰险，不规小利，不惑游谈，不以一享遗朝贵。坚忍肫挚，壹意以爱民戢士为本，遂能得人死力，士虽饥罢不忍背。介弟二人，先后死王事，不懈益坚。其后望益崇，任益重，受宠若惊，嗛嗛不自足。见人一善，誉之不容口。其识力之高深远密者，不可隐度论也。其行事适机宜，风采可畏爱，殆韩子所谓‘天资忠孝，郁于中而大作于外’者欤？此人谋之说也，人事尽而天时、地气举不期而与之会矣。”（《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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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所谓天时地气之说，用现代眼光来审视，未免给人荒诞无稽之感，但亦足以说明，李元度的确能够注意到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对人物命运的影响。所谓“人事尽而天时、地气举不期而与之会矣”，此话虽然亦充满天时地气之说的色彩，但仍旧以“人事”二字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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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又曾作《曾文正公祠雅集图记》，其中对天命人力之说有所阐述。如：“文正公之功，横被六合，虽妇孺走卒，罔弗讴而颂之矣。独其倡义之始，备历诸险艰，则元度言之有余恫焉。贼之再犯长沙也，在咸丰四年春。自湘阴、宁乡窜陷湘潭，时会城门昼闭，饷道断，邦人士扶老携幼，势岌岌莫能终日。公檄塔忠武帅师复潭，水师继之。又躬率水军之半，及贼于靖港。战失利，公投水者三。幕夜掖以起。公知事不可为，乃止妙高峰，草遗疏及遗嘱凡二干余言，密令季弟靖毅公市榇，将以是夕自裁。会湘潭捷书至，乃再起视事，然且以师不全胜自劾。维时谤伤丛集，承宣、提刑、粮储、盐法诸使者，至会牍上巡抚劾公。公若弗知也。厥后师熸于九江，左次南昌，困守于祁门，濒死者数矣。公百折不回，转战十二载，歼渠捣穴，卒蒇大勋，弼成我国家，丕显休命。虽曰天命，抑岂非人力哉？”（《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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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曰天命，抑岂非人力哉？”细细玩味此话，虽然认同时势运会之说，但终归是将个人的努力视为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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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对曾公推崇备至，在上书曾公时，云：“我夫子不特为昭代及楚南弁冕，直举古萧、曹、魏、丙、房、杜、姚、宋、韩、范、富、欧阳之局而一扫空之。求其功绩相伯仲，惟汾阳、西平足语此。若理学、经济、文章，则新建伯一人而已。此非阿好之谀词，盖尝上下千古而见为确然也。”（《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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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作《宫太保一等毅勇侯湘乡师相六十寿序》中，亦云：“吾师宫太保湘乡爵相，生濂溪之乡，钟南岳间气。逾冠入词馆，与镜海先生讲明程朱之学。骤跻卿贰，议大礼，争大狱，言人所不敢言，天下仰其风节。墨绖涖将坛，号召忠义，转战数千里。创长江水师，卒破金陵伪都，殄十数年负嵎勍寇，昆仲同日分茅，门下多公侯将相。再平畿辅剧贼，虽妇人孺子，下及卉服岛夷，莫不震其勋德。生平学究天人，经术宗、郑，文章与韩、曾伯仲，诗篇翰札出入坡、谷间。而其临深履薄，嗛嗛不自足之心，举念与古圣贤相质。尤以扶植人才为任，不使一夫或屈。实能兼三不朽而有之。此非阿好之言，天下古今之公言也。”（《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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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称赞曾公能“兼三不朽而有之”，不仅在曾公生前予以如此褒奖，即使在曾公逝世之后，亦是丝毫不改敬仰之意。其在所作《祭太傅曾文正公文》中写道：“公之立德，道味腴浓，惟唐惟何，切琢磨砻，洛闽郑，汉宋交融。公之立功，赫赫熊熊，节制七省，剑倚崆峒，荐贤活国，雨膏苗芃。公之立言，玉佩金镛，文昌黎伯，诗双井翁，声满天地，铮铮鏦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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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揣摩李元度的话，虽然不免对曾公有所偏袒，但并非信口雌黄者所可比。因为曾公的一生，无论是立德，立功，还是立言，的确有不朽的成就。李元度称赞曾公为王阳明之后的第一人，亦是深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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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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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身居曾公幕府之中，但有时不赞同曾公的处事方式，此人即是王闿运。其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云：“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而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他皆不足论。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湘绮楼笺启》卷一）对曾公、左宗棠、胡林翼在求贤用人方面的表现，王闿运均有所评价，且言语中露出不满之意，的确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至于其评价正确与否，当然有待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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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在《与陈编修书》中，对胡林翼、曾公、左宗棠、李鸿章，亦有如下评论：“胡文忠少多不检，及后才德远胜曾文正；但坐前不讲学，士不归心，以此门生故吏，无可观者。左文襄少跅弛矜张，后入军机，至为王耕虞所轻，盛名遂败。李中堂无疵可指，虽百疏诋为汉奸，率不能摇之。”（《湘绮楼笺启》卷五）此言亦不乏一定的正确性，但究竟有几分正确，恐怕尚须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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