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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定虽然对曾公极为推崇，但在曾公与沈葆桢争夺军饷一事上，却对曾公稍有微词，比如其在《援守江西下篇》中写道：“曾文正、沈文肃世皆号为君子，曾公尤恢廓有容，常以忍辱包羞诲其门人子弟，然争饷一疏，语稍伤于激矣。其必有忧危迫切，发于不得已者乎？沈公权势，远出曾公下，舍江西则无可筹之饷。其画疆而守，聊固吾圉，世多谅之。然悻悻负气，亦过矣。嗟乎！位敌则相猜，权均则相逼，贤者不免，况其下焉者乎？”《湘军记》一书，虽然是受曾国荃之托而作，但仍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以鄙人之见，正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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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中，对曾公大败太平军、成功收复金陵的原因，亦有所论断，如：“曾国藩言：‘军之胜败，时也。时未可为，圣哲弗能强；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其言允矣！愚犹以为未也。夫兵事瞬息千变，其安危在呼吸之间，而议者时从数千里外悬揣而遥制之，朝上一策，暮更一令，则将帅无所措手足。向公、张公战略优矣，而起武夫，乏远识，左之则左，右之则右，惟知众议畏，不暇审量敌情。故朝皖暮楚，疲于奔命，而自忘其顿兵坚城，再蹶再兴，而卒不能振也。曾公兄弟，以忧惧治军，鳃鳃焉审全局，规远势，不急旦夕之效，不为群议所摇，其有所见，撼之而弗动，促之而弗行。《诗》云：‘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如曾公兄弟者，可谓善任咎者欤？由斯言之，得失之机，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王定安所言，与李瀚章所谓曾公“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前后意思一样。难道是王定安在参照李瀚章的看法？抑或是聪明睿智之人，都有相同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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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安除作有《湘军记》外，亦编有《曾文正公大事记》以及《求阙斋弟子记》，对曾公的言行，均有十分详细的记载，但没有给予评论。不过，有一点倒是值得注意，即《求阙斋弟子记》中有王定安所作的《曾文正祠雅集图记》，其中写道：“当道光末造，上下恬熙，奸人伏草莽，卵育胎孳，日肆以大。有司务为姑息苟简，饰美言，欺罔大吏，大吏因之欺朝廷，罔又加甚焉。至于痈溃肿决，不可收拾，乃张皇补苴，驱疲窿之卒，驭之以袖衣姁步之将，一蹶再蹶，而大局糜烂，不可为矣。公以儒臣奋起闾里，无度支转运之供、羽檄征调之权，又非素习《孙吴》，而夙养技击鹰扬之士也。徒以忠诚感召，率二三迂儒朴士，张空拳，持白梃，以号其乡人子弟，于是豪杰骧起，帕首缚袴，释农耒而操利刃，霆击湘汉，席卷三吴，义旗所向，金石摧靡。然犹跰跻于章水，踯躅于祁门，内讧外哄，舍询忍尤，积十余载而后擒渠扫穴，以竟厥功，盖经营若斯之难也。今寰宇又安，将阅一纪。后生新进狃于军功保荐之速，嬉游宴处，动至大官；欲问湘军创立之规、艰苦百战之迹，茫然不可复识。又安知此烜烜赫赫者固倡于二三儒生之所为哉？”（《求阙斋弟子记》卷三十二）认为湘军之所以最终大获全胜，是由于两三位文人的领导，由此可见，王安定亦是人本主义的推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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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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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幕僚当中，通晓时务的人，以容闳与薛福成最为著名。曾公“尝谓人曰：‘士贵知古，尤贵通今。今天下不乏知古之士，而乏通今之才。在吾幕者，惟纯父、叔耘二人而已。’纯父者，谓容闳也。”（见《曾国藩轶事》）叔耘，乃薛福成的字。薛福成对曾公的评论，前文已经提及；现在来讲述容闳对曾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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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闳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因为曾经接受新教育的熏陶，所以对曾公的评论比较新颖有趣。如：“余见文正时，为一八六三年，文正已年逾花甲，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体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阔，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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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如同为曾公所作的一幅绝妙的写生画，观察之细致、描写之深刻，的确非中国旧式文人所能企及。只不过其中所提及的年代，稍有差错。一八六三年为同治二年，当时曾公仅有五十三岁，所以尚未步入花甲之年。至于该错误是出自作者本人还是出自译者，必须查阅容氏的原书（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后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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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氏不仅对曾公的外在体貌有详细的描述，而且对曾公的内在才德亦有恰当的品评。容氏曾云：“文正将才，殆非由于天生，而为经验所养成者。其初不过翰林，由翰林而位至统帅，此其间盖不知经历几许阶级，乃克至此。文正初时所募之湘勇，皆未经训练之兵，而卒能以此湘军克敌致果，不及十年而告成。当革军势力蔓延之时，实据有中国最富庶之三省。后为文正兵力所促，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五年，历十五年之夙患，一旦肃清，良非细故。溯自太平军起事以来，中国政府不特耗费无数金钱，且二千五百万人民之生命，亦皆牺牲于此政治祭台之上。自此乱完全肃清后，人民乃稍稍得喘息。中国之得享太平，与满政府之未被推翻，皆曾文正一人之力也。皇太后以曾文正功在国家，乃锡以爵位，为崇德报功之举。然曾文正之高深，实未可以名位虚荣量之。其所以成为大人物，乃在于道德过人，初不关其名位与勋业也。综公生平观之，后谥以‘文正’，可谓副其实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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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氏对曾公极为推崇，认为曾公“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容氏云：“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谓泰山北斗。太平军起事后，不久即蔓延数省。曾文正乃于湖南招练团勇，更有数湘人佐之。湘人素勇敢，能耐劳苦，实为良好军人资格。以故文正得练成极有纪律之军队，佐曾之数湘人，后亦皆著名一时。尝组织一长江水师舰队，此舰队后于扬子江上大著成效。当时太平军蔓延于扬子江两岸，据地极广。而能隔断其声援，使之首尾不相顾者，则舰队之功为多也。不数年，失陷诸省，渐次克复。太平军势力渐衰，范围日缩，后乃仅余江苏一省，继且仅余江苏一省之南京一城。迨一八六四年，南京亦卒为曾文正军队所克复。平定此大乱，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挥若定，全境肃清者，良以其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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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事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若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属。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鸿章），不可同耳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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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故其身虽逝，而名足千古。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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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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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多次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所以当时的许多贤才豪杰都出自其门下。曾公的弟子中，有的以功勋著称，有的以著述闻名。前一类的代表人物非李鸿章莫属，后一类弟子则首推俞樾。俞氏在《春在堂随笔》一中写道：“湘乡公喜谐谑，因余锐意著述，戏之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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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对曾公亦有评价，如：“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春在堂随笔》一）另外，其在所作的《曾惠敏公墓志铭》中写道：“昔在咸丰、同治年间，盗贼盘牙；有震且业。天乃笃生惇庞耆艾、表里文武之臣，以刬祓荒荼，经纬区宇。而吾师曾文正公实为中兴元功冠。”（《春在堂杂文》五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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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对曾公的德行修养与事业成就极为赞扬，认为曾公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的优点，而无此四人的缺点。比如其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中写道：“樾尝从公游，与闻绪论，以为三代以下，魁士名人，指不胜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称者，四人而已：曰诸葛孔明，曰陆敬舆，曰范希文，曰司马君实。之四贤者，公平日所向往者也。窃以四贤之行事而考之，今公殆兼其长而去其短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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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孔明治国之才，管仲、子产之流亚，乃得荆州形胜之地而不能用，终为吴有，徘徊散关、斜谷之间，为司马宣王所拒，逡循而坐困。岂天之弃汉乎，抑将略果非所长乎？公当咸丰初，以侍郎家居。时粤贼为封狐雄虺，荐食东南，爰奋于墨绖之中，躬秉铁钺，棱威首途，楼船万艘，千里相望。既克武、汉，顺流而东，隆冲以攻，渠幨以守，批亢捣虚，多垒云彻。曾不数年间，向之飑飑纷纷、争为雄长者，咸禽僵而兽毙。金陵为贼增巢蹙穴之所，一举而空之，若倾沧海而沃漂炭，常阳之维，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过于武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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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宣公仕德宗朝，多所匡赞，读其奏议，曲而中，微而达，所论边事，动合机宜。然德宗不能尽用，故托之空言而已。公则不然。文庙之始御极也，锐意求治，公已由翰林臻卿贰，屡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传诵有宣公之风，文庙皆虚己听之。及至躬履行间，英风外发，景思内昭，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自中兴以来，言节制之师，首推楚军。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萧规曹随，至今遵守。若汉人用马将军故事，唐人用吴公法也。宣公坐论于庙堂，而公折冲于疆场，是公之谋略过于宣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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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希文、司马君实，皆宋贤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以议论相高，故希文任西事与韩魏公龃龉，而司马公论役法亦与诸贤不合，卒为小人所乘。公豁达大度，含囊万物，天下之士有一艺者，云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之，取节而用之，履屐之间，多得其任。故能动如雷电，发如风雨，桑荫不徙而大功立，廓清江左，爰至于河朔。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议，辄就幕府取决焉。赞云雷之业，佐密勿之谋，异日处中当轴，秉国之钧，旋乾转坤，光融天下，珍祎懿铄，与闳夭、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业过于范文正、司马文正也。”（《春在堂杂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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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论虽然近似于歌功颂德之辞，但与薛福成对曾公的评论有相同之处，不能认为是俞氏的个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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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又曾将曾公与欧阳修作比较，认为后者亦不及曾公。具体内容见俞氏致世袭一等侯曾纪泽的信函中：“东坡之哭欧阳文忠也，曰：‘上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吾师丰功伟烈，旋乾转坤，岂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师知遇之厚，视苏之与欧，其感激更当何如？木坏山颓，吾将安仰？龙门在望，悲不自胜！”（《春在堂尺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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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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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俞樾对曾公极力推崇，但其弟子章炳麟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曾公展开猛烈的攻击。章氏曰：“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明张居正尝以子不中试，与书深谴，此自亟功名者之常态。而国藩又有托儒行，则色取行远矣。）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附，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见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卷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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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不仅对曾公的志向与学识深表不满，而且对其德行与功绩亦痛加斥责。作为排斥清政府的民族斗士，更作为不尚声律文采的朴学大师，发出此种言论，实属正常。但平心而论，曾公的学识、德行、志向、事业等，均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其家庭环境，曾公的为人，其实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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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虽然对曾公表示不满，但亦曾以“英雄”二字称赞曾公。具体情形可见章氏与宋教仁的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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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日本，与章炳麟计光复事。主者不深信教仁，教仁尝叹曰：‘今世固无英雄，其人材之匮绝？将犹有蛰隐未襮者邪？’章炳麟曰：‘夫英雄者，内有识度，亦其所据时地就之。阻奥之壤，尊信之民，下不无文学，而上不能郁然，有智略者御之，则群奉以为工宰。其将不在大江之岸也。大江之岸，文学已盛，人人各自以为高贤。从，其以执羁靮；逖，则有后言矣；执去则遂崩。虽有文武季叔生处其地，不能人人奉戴之也。诚有英雄，意者将在领脊之南，牂牁之上游邪？必非大江矣。昔德意志人尼采有言曰：“北欧叱咤而变新教，举国同然。是时南欧岂无不逞于旧教者邪？文化深渍，虽有变故之材，不能人人奉以为大宗，故其执屈而不伸。北欧之人人奉为宗主者，尊信变教之人多也。尊信多者，其文化浅也。”以是比度，则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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