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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枉挠吏失民，洪氏申讨，而西邻致谪。江南既定，邻之责言未平也。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平生陕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时题署（国藩本老农，家有黄金堂、白玉堂，皆其先人名之，语至鄙拙，而国藩不改），宗棠身死无羡财。终身衣不过大袖，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荈，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且夫洪、杨之起，延遍卅国，十五年而后殪之，其徒众殆满天下也。游侠刺客，欲为故主复仇者，犹散处于江表。而国藩终不畏怖，出入诸陆，驺卒未尝填咽，亦不为廉呵呵察事也。张文祥既杀马新贻，百吏佁儗，往往疑为洪氏义故，欲因辞伏而钩致之。国藩独愔愔若无事者，鞫不威刑，辞不旁牵，民卒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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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初举浙江，数厌卫从，时独行诣书肆间，问其名籍。主人或以一饭延，饱而舒纸，为作榜题，书成以逖，主人始知其姓名。讫拔新疆，归京邑，举止无衰。晚岁惛耄，喜举平生战事以耀属吏。自以功高，不亲庶务。其子性或为人求官，此乃楚狂所谓凤德之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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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郭嵩焘、杨昌浚之徒，咸能领录大体，不肃而治。昌浚尝核阅戎士，士或举铳对击其面，不中，诃以狂易，行杖遣之。而彭玉麟尤骨鲠，治军至严。数从民间问官长淑匿，人民疾苦。簦笠不借，出入巷陌，未尝儆戒也。频江至今传其德声。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其主。虽上未齿王导、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检论》卷九——《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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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左之后，支撑清政府残局的人，除李鸿章之外，还有刘坤一与张之洞。章氏认为，刘、张二人虽然威望远不及曾、左，但亦有值得赞赏的地方。章氏云：“清之末世，诸宿将重臣，皆已物故，朝政日纷，刘坤一以湘军余子镇两江，而张之洞以文儒历两广、江、湖间，皆十余岁。此二子者，望实已不逮曾、左甚远，散芥蒂之嫌，杜馋间之口，诚未能也。然亦不肯偏为局迫。坤一性木强，晚岁多姬御嗜好，吏治渐污，犹有节制，不蔇于昌披。以能持重，无赫赫名。国有大事，常倚坤一为藩援。之洞有清节，而性好兴作。其下亦莫敢因事以致大羡。初通京汉，乃治陆军、遣游学，皆自之洞发之。微以听采白望，用财不节为过。当是时，外患不戢，朝野日讧，钩党之令岁下，皆虚与酬醋，而不大声谁何。江湖之间，亦卒无以匕首拟张、刘者。方其在位，世人恒视以为不足称述。比坤一死，后之镇两江者，皆骞下坤一数等。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诸吏寺解舍多被焚，独奉之洞画象者置之，然后知其遗泽深也。（武昌兵起时，不尽学生军官，其乡里豪杰皆在焉。此本与之洞无私恩者也。）昏乱之世，终不可得曾、左，有如张、刘者间之，不犹可以为小愒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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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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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曾公的评论上，梁启超先生的见解往往与章炳麟相反。章氏因排斥清政府，所以对曾公深表不满，而梁氏则不以为然。梁氏曾云：“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其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公全集》不可不日三复也。”（《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卷十四——《论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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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在论及曾公的杰出建树时，虽然亦注意曾公的见识与器量，但终究认为时代环境才是重要因素。而梁氏则认为，曾公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并非缘于时势机遇，而是由于曾公本人的伟大毅力。梁氏云：“人不可无希望，然希望常与失望相倚。至于失望，而心盖死矣。养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且勿征诸远，即最近数十年来，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时之困心衡虑，宁复可思议？饷需则罗掘不足，兵勇则调和两难，将弁则驾驭匪易。衡州水师，经营积年，甫出即败于靖港，愤欲自沉，复思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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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圜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湖，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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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与邵位西书云：‘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慨，我岂伊殊？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已也。’又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卷同上——《论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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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所言，虽然与章氏不尽相同，但毕竟有相似之处。比如，章氏称赞曾公处事公正踏实、为人廉洁勤俭，梁氏则对曾公自我修养的能力极为推崇。梁氏云：“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泰西人不必论，古人不必论，请言最近者。曾文正自其少年有吸烟及晏起之病，后发心戒之。初常倔强，不能自克，而文正视之如大敌，必拔其根株而后已焉。彼其后此能歼十余年盘踞金陵之巨憝，正与其能歼十数年盘踞血气之积习，同一精神也。胡文忠在军，每日必读《通鉴》十页；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教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李文忠在军，每日晨起，必临《兰亭》百字，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以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饮冰室文集》卷十三——《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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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曾将曾公、左公与刘坤一、张之洞作比较，认为刘、张二人虽远不及曾、左，但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梁氏则将曾公与李鸿章作比较，认为曾公远远胜过李鸿章，但李鸿章亦有自己的优点。梁氏在所作的《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写道：“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衔，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尝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饮冰室文集》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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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在书中讲述李鸿章的轶事时，往往将曾公与李鸿章相提并论，亦可见曾、李二人的关系。如：“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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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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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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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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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清代整个历史的史书，除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外，要数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最为著名。稻叶君山对于曾公的生平，曾专门用一章内容进行评论，其中心思想即是“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对此，前面已略有提及，此处不再详细叙述。而萧氏对曾公的生平，评论比较少，但亦值得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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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云：“国藩之学，以义理为根底，而不为空言静独所泥；以身体力行为归，颇与颜、李学派相近；以格物学礼为务，颇与顾亭林之通儒相近。礼者，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无所不赅，即经世之学也，国藩之所注在此。既已超于其师友，此道德勋名之所以被于天下。故不得以纯理学家目之也。”（《清代通史》卷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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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包含两点内容：一、曾公既精研义理，又重视实践，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最终目的；二、曾公之所以拥有为世人所仰慕的道德修养与卓越功勋，正是缘于其优秀的学术素养。萧氏的此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深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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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不仅对曾公的学问、德行、事业等有所评论，而且对曾公的个性亦有所评论。萧氏在叙述左宗棠的生平时，曾写道：“宗棠尝以诸葛亮自比，与人书，辄戏自署为老亮，又曰：‘今亮或胜于古亮。’以较国藩晚年自劾之《记》，迥不侔矣。盖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或言宗棠不遇时，尝袖策谒洪秀全，又尝轻视大臣觐见时之踧踖鞠躬者。其志趣颇超越恒流，是亦国藩之所难能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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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此言足以说明曾、左二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区别之所在。当然，曾公的个性，并非仅用“谨慎”二字便能概括，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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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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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中国近代史时，时间范围并非仅限于清代。除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外，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同样非常有名。郑氏的著作上及明代，陈氏的著作则下及民国时期；而且对清代历史的记载，两书的详略安排也不一致。但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之间的战争，两书则均有论述。郑先生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全面论述，前面已有摘录。至于湘军取胜的原因，陈氏所言亦十分详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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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出境也，曾国藩请设大员筹饷，朝廷置之。其出兵名义，初用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三年之中，改变者三。其关防且为木质，非朝廷颁给，地方官戏疑其为伪造，印札为其诘责捐输印收，被其猜疑，其所受之痛苦，以在江西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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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尝书告其友郭嵩焘曰：‘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一八五六、七）浩然不欲复闻世事。’其所幸者，左宗棠及郭嵩焘之弟崑焘入骆秉章幕府，筹饷军政归其主持，湘军作战在外，深赖其力。其能战胜者，初以曾国藩之地位异于疆吏，故得从容布置，对于朝廷之促出兵，有辞上奏。其遇困难多能忍耐，其水师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三败于湖口，奋不欲生者再，及为从者所救，仍不灰心，反增长其用兵之经验。其兵来自湖南。其地风气强悍，人民易成精兵。其应募者，原为保护家乡之农民。将校多为研究理学之学者，其人对于洪秀全之摧残儒教，莫不痛心疾首，而欲灭之，均能黾勉从事，训练士卒。其勇待遇，视营兵为优，陆勇月饷四两二钱，亲兵什长略有增加；水勇三两六钱，炮手舵工稍有增加。故能得其死力，冲锋陷阵。……营中将校相处，重信义，共患难，胜不争功，败则相救。……曾氏致江忠源书，尝论将校兵士乖迕不和之弊，其命将出师，谆谆然以之为戒。其行军也，严谨斥候，未尝为敌所袭而败，其自上流东下，军有水师，往来应援，其船大炮多，非太平军中之所能及，而实长江战争之利器。尤有进者，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太平军遂遇劲敌。”（《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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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虽然论及湘军内部的良好组织以及将士的优良作风，但尤其推崇曾公的识度，可谓公平合理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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