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20383
1705920384
以上所言，包含两点内容：一、曾公既精研义理，又重视实践，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最终目的；二、曾公之所以拥有为世人所仰慕的道德修养与卓越功勋，正是缘于其优秀的学术素养。萧氏的此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深刻至极！
1705920385
1705920386
萧氏不仅对曾公的学问、德行、事业等有所评论，而且对曾公的个性亦有所评论。萧氏在叙述左宗棠的生平时，曾写道：“宗棠尝以诸葛亮自比，与人书，辄戏自署为老亮，又曰：‘今亮或胜于古亮。’以较国藩晚年自劾之《记》，迥不侔矣。盖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或言宗棠不遇时，尝袖策谒洪秀全，又尝轻视大臣觐见时之踧踖鞠躬者。其志趣颇超越恒流，是亦国藩之所难能也。”（卷同上）
1705920387
1705920388
“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此言足以说明曾、左二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区别之所在。当然，曾公的个性，并非仅用“谨慎”二字便能概括，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揣摩。
1705920389
1705920390
陈恭禄
1705920391
1705920392
编纂中国近代史时，时间范围并非仅限于清代。除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外，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同样非常有名。郑氏的著作上及明代，陈氏的著作则下及民国时期；而且对清代历史的记载，两书的详略安排也不一致。但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之间的战争，两书则均有论述。郑先生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全面论述，前面已有摘录。至于湘军取胜的原因，陈氏所言亦十分详细，如：
1705920393
1705920394
“湘军之出境也，曾国藩请设大员筹饷，朝廷置之。其出兵名义，初用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三年之中，改变者三。其关防且为木质，非朝廷颁给，地方官戏疑其为伪造，印札为其诘责捐输印收，被其猜疑，其所受之痛苦，以在江西为甚。”
1705920395
1705920396
“后尝书告其友郭嵩焘曰：‘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一八五六、七）浩然不欲复闻世事。’其所幸者，左宗棠及郭嵩焘之弟崑焘入骆秉章幕府，筹饷军政归其主持，湘军作战在外，深赖其力。其能战胜者，初以曾国藩之地位异于疆吏，故得从容布置，对于朝廷之促出兵，有辞上奏。其遇困难多能忍耐，其水师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三败于湖口，奋不欲生者再，及为从者所救，仍不灰心，反增长其用兵之经验。其兵来自湖南。其地风气强悍，人民易成精兵。其应募者，原为保护家乡之农民。将校多为研究理学之学者，其人对于洪秀全之摧残儒教，莫不痛心疾首，而欲灭之，均能黾勉从事，训练士卒。其勇待遇，视营兵为优，陆勇月饷四两二钱，亲兵什长略有增加；水勇三两六钱，炮手舵工稍有增加。故能得其死力，冲锋陷阵。……营中将校相处，重信义，共患难，胜不争功，败则相救。……曾氏致江忠源书，尝论将校兵士乖迕不和之弊，其命将出师，谆谆然以之为戒。其行军也，严谨斥候，未尝为敌所袭而败，其自上流东下，军有水师，往来应援，其船大炮多，非太平军中之所能及，而实长江战争之利器。尤有进者，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太平军遂遇劲敌。”（《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四篇）
1705920397
1705920398
以上所言，虽然论及湘军内部的良好组织以及将士的优良作风，但尤其推崇曾公的识度，可谓公平合理的论断。
1705920399
1705920400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外交事件的论述比较多，虽然称“曾、左对外之知识幼稚，无比较中西政治优劣之观念”，但对曾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看法，亦曾予以好评：“曾国藩精于理学，久官京师，晚年忧谗畏讥，其于朝政，明若观火，其与友人郭嵩焘书云：‘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氏（王夫之）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其言有为而发，不免言之过激。一八七〇年，以天津教案上奏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其论古今，足称深切透达。”（《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篇）
1705920401
1705920402
郭斌和
1705920403
1705920404
陈恭禄仅就曾公治军论政的情形作大概评述，至于对曾公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加以评论的人，则要数郭斌和。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郭氏为纪念曾公逝世六十周年，曾发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其中写道：“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覯。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要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
1705920405
1705920406
称赞曾公兼具高尚的德行修养、深厚的文学造诣、杰出的事业成就，郭氏之前，大有人在。然而，认为曾公集宗教家、道德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优点而无此七种人的缺点，则从郭氏开始。虽然郭氏没有举例证明其看法，但只要是了解曾公生平的人，估计都会赞同郭氏所言。至于说曾公的成就为“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则与容闳所谓曾公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的说法略有相似之处，亦是相当有见地的评价。
1705920407
1705920408
陈翊林
1705920409
1705920410
郭斌和所言，虽然包括曾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言语过于简约。而陈翊林所作《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则专门针对平定太平天国的方法展开论述，所以言语较为详细。陈氏认为，胡、曾、左三公之所以能够胜利，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并非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个力，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出于必然。此话颇能揭示前人所未能揭示的道理。
1705920411
1705920412
陈氏云：“当胡、曾、左三公未用世之时，太平天国以新兴之势，由南而北，建都金陵，掠取各省，其锋几不可当。及一公用世之后，本其悲天悯人之怀，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历十余年而乱平。其所以一成一败者，非由于天命，乃由于人事；非出于偶然，乃出于当然。何以知其然也？间尝取胡、曾、左之事功与太平天国较论之：胡、曾、左等有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以资号召，而太平天国所谓天父、天兄、天弟之说，实不足以敌之；胡、曾、左等有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以利驱策，而太平天国则自杨、韦乱后，互相猜疑，势力分散，几不可支矣；胡、曾、左等自为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以树之模楷，而太平天国之人物虽如石达开、李秀成辈亦有所不逮焉。胡、曾、左等以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发扬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运用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其所以能拔乱反治者在此，非乘时幸成者可比也。”（《胡曾左平乱要旨叙言》）
1705920413
1705920414
胡哲敷
1705920415
1705920416
《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因为是将曾公与胡林翼、左宗棠放在一起评论，所以虽然对曾公克己奉公、推举贤良、整顿吏治、治理军事等方面均有所论及，但并未充分展开论述。至于对曾公修身养性、读书处事等方法进行详细严密的考察，并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专著，当数胡哲敷君所作的《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该书中，胡氏对曾公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段为：“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犹侈言：中国之大，何至灭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国道上趋其行程。于斯时也，而犹酣然以嬉，涣然以处，空唱一二名词，为装点门面之具，而无坚苦卓绝之真精神以继之，则台湾、朝鲜之续，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务，在力挽颓风而转移习俗。虽日兹事体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胜，然而风气之成，则又往往经一二人之倡导，而全国靡然相从，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曾国藩氏，殆其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敻乎尚矣。”（《曾国藩治学方法·自序》）
1705920417
1705920418
救亡图存之道，在于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转移颓败萎靡的社会风气。此道理，当时许多人都明白。而认为正是曾公对艰苦卓绝精神的大力倡导，方才令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则是胡氏对曾公极力推崇的原因，亦是胡氏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
1705920419
1705920420
《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不仅言及曾公读书的方法，亦言及曾公修身养性、做人处事的方法。胡氏通过研究史籍，认为：“古人之所谓学，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后世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分做两截。”并谓：“往者已矣，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练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纯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工夫如此，上达的工夫亦不过如此。”（《曾国藩治学方法》第一章《学的意义与范围》）
1705920421
1705920422
原来，将曾公与王阳明相提并论的人，不仅有李元度，还有胡哲敷。李氏所言，重在集理学、经济、文章于一人；胡氏所言，则重在将学问与事业联为一体。虽然二人评论方式不同，但对曾公的极力推崇均显而易见。
1705920423
1705920424
蒋星德
1705920425
1705920426
胡哲敷的《曾国藩治学方法》，虽然涵盖面广且内容细致，对曾公治军、治吏、读书、养身等事均有论述，但毕竟偏重于方法。而对曾公的生平与事业，既能作详细缜密的探讨，又能进行条理性、系统性的叙述，当数蒋星德所作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一书。蒋氏除记述曾公的生平与事业外，亦曾有所评论，其中虽为明显的一段评语为：“我们纵观曾国藩的一生，自从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京官’起，便观察人才，留心时务。后来在咸丰初年，曾氏以一‘在籍侍郎’，掌管军务，讲究‘拙诚’，刻苦自励，一时湘军中人才辈出，形成一种新兴的势力。晚年间做了总督，对于自己的操守和刻苦的生活，仍不肯稍稍放松。这种坚持的精神，便是他一生成功的原因。所以曾国藩的一生，吾人除于他的为异族效力不能不致其遗憾外，他的个人品行、作事方法，都值得我们的钦佩和取法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编者叙言》）即是对曾公一生的总体评价。
1705920427
1705920428
关于湘军最终打败太平军的原因，蒋氏亦曾论及，如：“在清军与太平军对峙之中，两方面都出了不少的人才。在太平天国方面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清政府方面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多年的血战，太平天国方面失败了，清军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智勇才略上岂不能和曾、胡、左、李等比拟？也不过因为曾国藩等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造成一时的风气，获得民心的爱戴，所以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罢了！”（同上）
1705920429
1705920430
揣摩话中意味，基本偏重于道德本位思想，与唯心主义者的论调相近似。不过蒋氏并没有忽略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蒋氏云：“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一章《少年时代》）
1705920431
1705920432
又云：“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朝异族卖气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从民族意识的观点上，这话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时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同上）
[
上一页 ]
[ :1.7059203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