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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话中意味，基本偏重于道德本位思想，与唯心主义者的论调相近似。不过蒋氏并没有忽略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蒋氏云：“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一章《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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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朝异族卖气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从民族意识的观点上，这话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时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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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忽视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亦不轻视个人的道德、智慧、器识与能力，正是近代所谓客观的批评方式。蒋氏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评价曾公，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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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共分为十二章，最后一章为《曾氏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该章内容的大意是：曾公通过开创“中兴事业”和引领“一代风气”，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分为四项，即政治方面的影响、军事方面的影响、社会方面的影响以及文学方面的影响。蒋氏所言，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亦有不足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能够注意到曾公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为曾公作一全新评价，却是相当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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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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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综合各家评论，加以鄙人之见，作以下结论，收束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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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公不仅在义理、词章、考据三方面均有相当深厚的造诣，而且在道德、文章、事业上亦有良好的表现。古今中外，能够与之相匹敌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曾公不仅是清代中兴时期的杰出人物，即使就世界范围来看，亦难掩其光彩夺目的伟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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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公的一生，最为时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缺乏民族思想。究其原因，乃是受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就其所作的檄文来看，曾公讨伐太平天国的真正目的在于扶持传统礼教，由此可见，效忠清政府绝非曾公的本意。史学家认为“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实在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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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公的丰功伟绩中，常被后人所赞颂的一项，即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曾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固然是因为自己有主见、有毅力，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推举贤良，但清政府给予的信任，以及太平天国的内讧，客观上均为曾公提供良好的机会。至于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而违背国情，曾公崇尚儒教而深得民心，亦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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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公之所以伟大，并非是由于其煊赫的功勋、崇高的名位，而是由于其在进德修业与困知勉行上的坚持不懈。正是因为能进德修业，所以其真诚足以感化人，其明智足以办大事。正是因为能困知勉行，所以在挫折与危难面前，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忍不拔。曾公曾云：“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弟书）乃是基于经验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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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公的思想，因时因地而不同，可见曾公常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但曾公亦能凭借自己的道德才智，转变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开创清代的中兴局面，甚至影响到后世的政治、军事、教育以及文学，可见曾公亦能影响时代与环境。人物与时代、环境，互相影响。时代、环境固然能限制人生，但亦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发生改变。曾公的一生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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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曾公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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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事方面而言，不仅在于养成湘人从军尚武的风气，更在于通过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与淮军，使清代的兵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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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方面而言，在于平定太平天国，开创清代中兴局面，使清政府重用汉人，开放政权。另外，曾公之后，接手其政治重担的李鸿章，维持清政府残局数十年，所有内政外交方面的主张，均继承曾公的遗志，可见曾公对政治的影响何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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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方面而言，通过派遣留学生、雇人翻译外国书籍，以及开设学堂、教授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而且，根据其所作《劝学篇》来看，曾公亦注重道德教育与政治训导，其方法可供后世的教育者与求学者所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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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方面而言，不仅在诗界文坛自成一派，影响当时的学子，而且在对文学的见解上能够推陈出新，启迪后人。周作人先生认为，近年的新文学运动，其实是受桐城派的影响，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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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曾公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永垂不朽，此乃公认的评价。立德为第一，即端正自身，引领大众，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立功为第二，即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救民于水火；立言为第三，即著书立说，以启发时人与后世。著作等身，下笔千言，只要是会写文章的人，大多能够做到；至于拨乱反正、建功立业的人，从古至今，亦不在少数。然而，能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开创良好风气、教化天下黎民，此类人物，古今中外，可谓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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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谓：“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一）并且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大力称赞胡氏的功劳，“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并称要效仿对方的所作所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书札》卷十二）均能反映出曾公的人生志向。所以，不仅曾公的丰功伟绩与经典著作将流传后世，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且其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勤奋态度与迅猛进步，具有更加崇高的地位。蒋介石先生曾云：“清朝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见《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曾公的道德修养竟然受到如此高的赞誉，可见其人格力量何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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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曾公固然具备许多优点，但并非完美无缺。比如，曾公曾经自称“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家书》卷四——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与诸弟），又认为：“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此乃就军事方面而言。曾公曾云：“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此则就学问方面而言。至于其他方面，如只爱任用品德良好的人，有时未能根据人才的特点做出合理的安排，曾公本人对此亦曾言及。（《杂著》卷四——《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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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间本无完人，即使如孔子、颜渊等圣贤，亦不能避免一切过失，曾公自然亦不例外。而曾公超越平常人的地方，正是在于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力求改进。曾公《日记》中有许多深刻自责的话，更能说明其改过迁善的决心与勇气。因此，曾公虽然在道德、学问、事业、文章等各方面均有不朽的成就，但最值得我们注意与效法的地方，则是其诚实不欺的态度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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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曾公的德行当中，最明显的地方，就积极方面而言，在于强毅；就消极方面而言，则在于谦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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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冯鲁川的信函中写道：“宋代文人，如欧、苏、曾、王诸公，皆以大儒之学术，兼名世之襟度，岂区区所能攀跻！若谓下走遭逢际会，得与平寇之役，则彼数君子者，特未遇其时，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钺之任，成李、郭之勋，在数君子视之，固当如蚊虻鹳雀之过乎前，曾不真有无于胸中。弟无数君子之学识，而颇愿师其襟怀。所憾久托兵间，终不得宴处静观，媚我幽独。”（《书札》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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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田镜堂的信函中写道：“弟以菲材，谬膺重寄。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招，遂有不克中止之势。一则国家深仁厚泽，大乱十年，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一则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卿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舍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故时人有以丰功推弟者，弟辄以比之博者之大胜，会试之高第，在一时虽若可喜，实则值时命之偶然，无足道也。”（《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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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虽然不能说不包含真理，但毕竟是其谦虚的表达。曾公一生，既没有怠惰之态，亦没有骄矜之气，不仅常以“劳”“谦”二字自勉，而且常以“骄”“惰”二字告诫其部下与家人。曾公一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此。马平、龙梦荪说道：“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亦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遗集，案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而来也。”（见《曾文正公学案序》）真是对曾公极好的评价，鄙人完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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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九项，虽然不能说是对曾公一生的最终评定，但对留心曾公生平事业的人而言，应该可以作为参考。当初我打算写此书时，目的有二：一、理清曾公的生活与思想；二、阐明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如今本书已经全部写完，自认为距离当初设定的目标，虽然不能说完全达到，但亦相差无几。其中最足以告慰大家的一点是，全书所有评述，均基于事实，既没有无稽之谈，亦没有过分的赞誉。“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吾真相也。吾著此书，自信不为格林威尔所呵。”曾公若“有知，必当微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引语见梁启超先生所作的《李鸿章》——《饮冰室文集》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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