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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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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小山丰太郎究竟为何要狙击李鸿章呢?日本当时的舆论,对敌国的代表李鸿章倾向于谴责与诽谤。或许小山也将李鸿章视为战争的元凶,必欲除之而后快。虽然真相尚不明确,倘若果真如此,即便他再怀抱忧国之情,也未免想法过于单纯,导致如此草率的决定和粗暴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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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史实经过的本质来看,正因为小山的想法如此单纯,其对错才一目了然。如果有人要问,李鸿章是不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人物,那么小山给出的答案也没有错误。关于这一点,陆奥宗光的看法也完全一致,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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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纷争这次是因朝鲜问题引起的,李鸿章本人乃主谋者。他集功过于一身,断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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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史和东亚史的分水岭,是现代社会的出发点之一。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无论是东亚还是全世界,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模样。李鸿章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作为清朝的代表,在现场见证了这一转换。还不仅仅是见证,倘若小山、陆奥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可以说包括亲身东渡日本在内,这场转换是他一手准备的。毫无疑问,这是一名精神肉体都无比强健的使者。且不论是否称得上是“世间少有一大人物”,起码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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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位大人物,当然会褒贬不一。可是,无论是欣赏还是厌恶,如果只是出于印象而言,即使行为有所差异,在层次上和小山也没什么两样。首先,我们对“引起日清纷争”“集功过于一身”的李鸿章应该了解得更加详细、更加准确,否则,即便是做出喜恶或褒贬的评价,也缺乏说服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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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个体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因此,如果准确地追踪历史上的人物,便可以复原那个时代。李鸿章的生涯不仅仅和19世纪的中国历史基本重合,即使与经历了20世纪的现代,也并不是无缘。在描写人物和事迹的同时,折射出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以此为课题,我们来追溯他的生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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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一章 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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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贡院 李鸿章应该在这里接受了乡试和会试(摘自《宫崎市定全集15·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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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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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及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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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在2010年赶超了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但是经济发展也伴随着贫富不均,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不同职业之间,也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带动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其城市和工商业地带接连数年一派繁华景象,内陆农村剩余人口涌入沿海城市,不断提供廉价劳动力,支撑起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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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沿海地区的城市,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便是上海。邻近上海的江苏省,在全中国也堪称富裕的省份。安徽省是内陆地区,与邻居江苏省相比,它却是贫穷的,据2008年的统计,安徽省每五人中就有一人外出务工。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可以说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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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50年前,这两座毗邻的省份,估计尚不存在如此之大的差距。不过,沿海和内陆的差距,在这一时期已经清晰地体现了出来。或许可以说,这些差距影响到以后的历史,反过来,历史又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下面所要讲述的,便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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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的南部和北部各横贯着一条大川,南为长江,北为淮河。安徽省的地势和风土,在各个流域自成一体,简单地说,就是两分化了。要将南北做比较的话,南部是安徽省的中心,“安徽”这一名称的由来,就是位于长江边上的省会安庆与南部的徽州两个地名的组合。这里多为山丘,耕地较少,正是因为这种环境,很多人才谋求农业以外的生存之道,比如说,长江流域就出现了不少祖祖辈辈从事商业的徽商。因此,这一地区对整个中国,有超乎其生产水平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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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有淮北、淮南,合起来被称为两淮地区。其重心是淮南,这里的农地平坦辽阔。合肥就位于这里的中心地带。合肥城位于巢湖的北岸,构成了庐州府的中心。根据1885年的统计,由一州四县构成的庐州府总人口超过145万人,其中仅合肥一县,人口将近71万人,几乎占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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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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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来说说李鸿章,他就出生在合肥县东部的磨店乡群冶村,生辰为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家是这片土地的地主,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是一名武秀才,也就是说他曾想要成为武官,而当时的中国轻视习武之人,可见他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因此,李殿华将志向寄托于儿子们,严格要求他们做学问。其中第四子李文安不负所望,于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38岁时,通过了科举考试成为最高级别的进士,李家一跃成为当地的名望之家。这个李文安,正是李鸿章的父亲。后来,李鸿章也通过了科举考试,父子双双成为进士,李家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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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安共有六个儿子。鸿章有一兄长瀚章,以下依次为弟弟鹤章、蕴章、凤章和昭庆。其中才华尤为突出的是老二鸿章。据说鸿章只有6岁时,父亲李文安便亲自施教,“惊叹”于他的才气,伯父们也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传授知识于他。也就是说,他的身上寄托了父亲及整个家族的厚望,他自己也把效仿父亲在科举中胜出,成为进士而跻身于官界,当作人生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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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果然不负众望,1840年,18岁的他通过了科举第一关的入学考试。虽然他未能立即通过科举主考的第一次考试——乡试,却在入学后第三年被选拔为特别优待生进入京城的学府。翌年的1844年,他再次参加乡试,一举夺魁。这意味着通往最后一场考试、晋升为进士的大门已经向他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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