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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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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由来与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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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下，中国的财富实现了飞跃性增长。根据最近的统计，中国这一时期的GDP占了世界整体的三分之一。虽说基础的定量数据依据有所不足，不能全盘加以接受，然而，“乾隆盛世”时的经济规模在全世界屈指可数，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看不清它的由来与终结，只能由后世的我们来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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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海外贸易。17世纪后半叶，贸易受到严重限制，中国的产品无法销售到国外，白银无法流入，导致了物价下跌和长期的经济萧条。17世纪末禁令撤销后贸易重启，物价不再下跌，中国也摆脱了经济的不景气。海外贸易主要的对象是西方各国，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的贸易商人自17世纪末开始进入广州，开始有规模地从事贸易，其规模在百年内达到了数十倍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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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商品有丝绸、陶瓷等，主要是中国的特产，其中特别值得瞩目的是茶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英国人有了饮茶的习惯，产生了大量的茶叶需求。特别是1784年，英国实施了减税法，将茶叶进口关税从100%以上降低到10%左右，英国的茶叶交易异常火爆。再加上西方各国缺乏中国需要的物产，只能用白银等贵金属进行交换，巨额的白银流入中国。这是空前盛况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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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在此盛世中大为增长。17世纪人口减少到1亿，出现了增长的停滞现象，当时正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然而到了18世纪，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中期过后人口已经达到了上个世纪的3倍，即3亿人，并继续增长，19世纪突破了4亿人。随后又再次停滞，逐渐稳定在4.5亿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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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耕地和农作物，无法养活如此快速增加的人口。不断增加的人口开始被移居到尚未开发的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的山区。他们依靠砍伐山林生产木材，改种烟草等农副作物来维持生计，用玉米和红薯充饥，生活十分不安定。这些移民急剧增多，形成了繁荣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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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米价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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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50年的变动，米价为前10年的平均值。（根据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2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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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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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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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清朝政府就几乎没有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货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使用的是不受通货管理的白银和铜钱，在生产、流通方面，也几乎不存在保护或限制政策。即使如此，不实施对财产的保护、不履行契约，经济活动便无法成立。如果权力无法充分提供这些保障，那么只能由民间自己来构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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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事者们便成立团体、制定条规，来保护财产并履行合同，对违反者加以制裁。它们被称为帮、行、会，类似于同乡同行业的团体，同姓的宗族也可以视作其中一种。它们不仅仅是互相扶助的组织，还负责调解、仲裁和解决纠纷，甚至具有政府权力不便出面的制定和行使私法的功能。因此，在成员们看来，这些中间团体才是权力所在。这也是它们被称作“小王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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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姑苏繁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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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曾是经济文化的中心，19世纪后叶其繁荣逐渐向上海转移（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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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们不一定都能获得国家的认可。反社会的秘密结社也是其中一种，脱离日常秩序的人们集结于此。急剧增长的移民也不例外。白莲教和基督教等被当局视作邪教的宗教，以及鸦片等被禁止的商品交易，便来自这些秘密结社。“乾隆盛世”也是滋生了大量秘密结社的时期。他们一有机会，就会乘机举旗与政府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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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终于爆发了。1796年，位于四川、湖南、陕西三省边境山区的白莲教开始暴动。这些地方本来多为来自湖北、湖南的移民杂居之地，但宣扬末世之说、信奉无生老母以获得救赎的白莲教信徒得以在这里结社并扩大。为了平息这场起源于抵抗官府镇压而爆发的叛乱，清朝政府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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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清朝负责维持治安的是八旗和绿营这两大部队系统。前者集中驻屯在各处的重要关卡，后者则小规模分散于各地。可是，这些常备军已经习惯了和平局面，无法平定叛乱。因此，当地居民为了能抵抗和击退少数的叛乱部队，开始持有武器并进行训练，以求自卫。像这样组成的自卫团、义勇军被称作“团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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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练是通过中间团体组织起来的。之前那些拥有武装的中间团体，只不过是反政府权力的秘密结社。然而，自此之后，一般的团体也开始向武装团体转变，说得极端一点，战场上出现了当地的各家中间团体之间互相厮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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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应对得当，1804年清政府宣告平定了叛乱。可是，引起白莲教信徒叛乱的潜在社会矛盾非但没有消除，反而不断积累，而目前维持治安的体制，已经明显无法应对这种局势。到了19世纪，呈现和平与繁荣的“乾隆盛世”，已经化作了昔日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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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已经日薄西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李鸿章就诞生、成长于这一“黄昏”时代。然而，等到他自己能够实际体会到这些，并作为主体而置身其中，仍然花费了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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