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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肯让步的李鸿章，也许他的远谋正在于此。他毅然决定解散常胜军的姿态，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赞扬。由自己掌握军事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权，不依靠外国势力，这一方针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同一时期，中国最初的西洋舰队准备购买船只，却将领导权委任给了英国海军的阿思本上校，李鸿章得知后激烈反对，使得该计划泡汤，可以看作是同一性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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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鸿章并不是盲目地、不分黑白是非地反对西方的攘夷论者。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当时就无法在上海主管政务，更别说和常胜军并肩作战了。实际上，他非常了解西方，能正确估量对方的武力、实力，因而才产生戒备心理，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也许这么看待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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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要想去除戒备，又该如何是好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西方的武力纳入自己的瓮中。于是，为了让自己的部队武装洋化，李鸿章开始四处奔走。他不仅从外国购买武器，还开始着手建造、经营生产武器的机械工厂。虽然说眼前最要紧的是对抗太平军，击垮他们是首要任务，长远看却不止如此。不久，活动和目的都呈现出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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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上海，倾向于利用现有的外国势力，并一味依赖他们，李鸿章驻扎上海后，转变为一方面不放松对外国势力的戒备，另一方面掌握主动权，摄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揭开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所谓洋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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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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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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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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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北京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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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攻下了常州，基本控制了江南三角洲地带后，大约两个月后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天王洪秀全死去，太平天国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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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当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在此前后各地发生的骚乱当中，还有未能平定的，再加上与英法交战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年底，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引起的这场战争，1860年发展到入侵北京，清朝只好忍辱与之和解。19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正可谓内忧外患，清朝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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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的外患告一段落，与列强的关系有所改善，太平天国也被消灭，对这一时期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意味着清朝的起死回生。正逢皇位更迭改元为同治，于是便将其称作“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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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就不是单纯的复活。十几年来，清朝的统治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要看清楚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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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讲到过，清朝的中国统治，其特点是君主独裁，特别是明君的善政。然而到了19世纪后，这种统治逐渐失去了作用。这是因为人口的增加、经济量的扩大，以及与此同时社会纷争频繁，治安恶化，统治汉人的成本急剧增长。而现有的皇帝独裁，却不具备对应这些局面的制度和机构。很快就无法维持所需的成本，无法应对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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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乾隆是明君，那么继他之后的嘉庆、道光，从个人角度看也并不逊色。然而，这时候皇帝个人的力量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前面的一代是“盛世”，后面却是“衰世”，那么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旧体制能否继续生效。白莲教叛乱引起的内乱外患，旧体制很难再行得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期间历经各种探索，清朝迎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这就是1862年后的同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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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皇帝。诏令百官的明君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之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代皇帝都是幼小时继位，或是有名无实，这和他们每个人的资质或能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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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都由年幼的皇帝继位，当然是出于皇位继承的问题，也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局势。倘若皇帝是成人，必定会执行以往的独裁，那么就无法维持不断增加的统治成本。于是在此改变条件，将集中于一人的权威、权力、权限进行分解，尝试减轻成本负担。也就是说，分担工作，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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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年幼的皇帝独揽大权的是西太后，此一施政方式被称为“垂帘听政”。然而仅凭这些，无法明确权力与责任的所在，中央政府也很难掌握主导权。再加上西太后本人也不是能充分施展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的人物，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雪上加霜的是，作为皇帝爪牙的八旗兵正受到内忧外患的打击。北京朝廷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皇帝的象征性色彩愈发浓厚。与此呼应，相对得以扩大势力的，便是地方上大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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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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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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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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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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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前，清朝对地方的统治就基本上委托给了督抚。只不过，为了不让他们背离清朝中央的意志，皇帝不敢在牵制、监督上有所怠慢。毫不夸张地说，清朝的皇帝独裁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督抚的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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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发生转变，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内乱的过程当中。仅仅依靠清朝的常备军和现有的团练，是根本无法应对的。湘军的组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而它的统帅曾国藩不久后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为实现督抚的地方统治而组成新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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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支军事力量与反叛势力并非无关。18世纪的繁荣和人口增加引起的社会矛盾，滋生了大批的中间武装集团。白莲教徒之乱和与之敌对的团练，都是以中间武装集团为母体的。到了19世纪中叶，清朝的敌对方为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叛军，而站在清朝一侧的，则组合整理为湘军、淮军等义勇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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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这些军事力量，军费都在当地解决。义勇军是新兴的军队，因此无法从用途明确的现有财政收入中来拨款。义勇军的统领不得不个别进行判断，来掌握必要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