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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不肯让步的李鸿章,也许他的远谋正在于此。他毅然决定解散常胜军的姿态,受到了曾国藩的高度赞扬。由自己掌握军事特别是军队的领导权,不依靠外国势力,这一方针应该是准确无误的。同一时期,中国最初的西洋舰队准备购买船只,却将领导权委任给了英国海军的阿思本上校,李鸿章得知后激烈反对,使得该计划泡汤,可以看作是同一性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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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李鸿章并不是盲目地、不分黑白是非地反对西方的攘夷论者。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当时就无法在上海主管政务,更别说和常胜军并肩作战了。实际上,他非常了解西方,能正确估量对方的武力、实力,因而才产生戒备心理,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也许这么看待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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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要想去除戒备,又该如何是好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将西方的武力纳入自己的瓮中。于是,为了让自己的部队武装洋化,李鸿章开始四处奔走。他不仅从外国购买武器,还开始着手建造、经营生产武器的机械工厂。虽然说眼前最要紧的是对抗太平军,击垮他们是首要任务,长远看却不止如此。不久,活动和目的都呈现出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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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上海,倾向于利用现有的外国势力,并一味依赖他们,李鸿章驻扎上海后,转变为一方面不放松对外国势力的戒备,另一方面掌握主动权,摄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揭开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所谓洋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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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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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北京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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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攻下了常州,基本控制了江南三角洲地带后,大约两个月后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天王洪秀全死去,太平天国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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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当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在此前后各地发生的骚乱当中,还有未能平定的,再加上与英法交战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年底,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引起的这场战争,1860年发展到入侵北京,清朝只好忍辱与之和解。19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正可谓内忧外患,清朝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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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的外患告一段落,与列强的关系有所改善,太平天国也被消灭,对这一时期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意味着清朝的起死回生。正逢皇位更迭改元为同治,于是便将其称作“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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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就不是单纯的复活。十几年来,清朝的统治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要看清楚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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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讲到过,清朝的中国统治,其特点是君主独裁,特别是明君的善政。然而到了19世纪后,这种统治逐渐失去了作用。这是因为人口的增加、经济量的扩大,以及与此同时社会纷争频繁,治安恶化,统治汉人的成本急剧增长。而现有的皇帝独裁,却不具备对应这些局面的制度和机构。很快就无法维持所需的成本,无法应对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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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乾隆是明君,那么继他之后的嘉庆、道光,从个人角度看也并不逊色。然而,这时候皇帝个人的力量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前面的一代是“盛世”,后面却是“衰世”,那么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旧体制能否继续生效。白莲教叛乱引起的内乱外患,旧体制很难再行得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期间历经各种探索,清朝迎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这就是1862年后的同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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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皇帝。诏令百官的明君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之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代皇帝都是幼小时继位,或是有名无实,这和他们每个人的资质或能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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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都由年幼的皇帝继位,当然是出于皇位继承的问题,也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局势。倘若皇帝是成人,必定会执行以往的独裁,那么就无法维持不断增加的统治成本。于是在此改变条件,将集中于一人的权威、权力、权限进行分解,尝试减轻成本负担。也就是说,分担工作,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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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年幼的皇帝独揽大权的是西太后,此一施政方式被称为“垂帘听政”。然而仅凭这些,无法明确权力与责任的所在,中央政府也很难掌握主导权。再加上西太后本人也不是能充分施展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的人物,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雪上加霜的是,作为皇帝爪牙的八旗兵正受到内忧外患的打击。北京朝廷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皇帝的象征性色彩愈发浓厚。与此呼应,相对得以扩大势力的,便是地方上大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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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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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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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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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前,清朝对地方的统治就基本上委托给了督抚。只不过,为了不让他们背离清朝中央的意志,皇帝不敢在牵制、监督上有所怠慢。毫不夸张地说,清朝的皇帝独裁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督抚的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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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发生转变,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内乱的过程当中。仅仅依靠清朝的常备军和现有的团练,是根本无法应对的。湘军的组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而它的统帅曾国藩不久后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为实现督抚的地方统治而组成新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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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支军事力量与反叛势力并非无关。18世纪的繁荣和人口增加引起的社会矛盾,滋生了大批的中间武装集团。白莲教徒之乱和与之敌对的团练,都是以中间武装集团为母体的。到了19世纪中叶,清朝的敌对方为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叛军,而站在清朝一侧的,则组合整理为湘军、淮军等义勇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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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这些军事力量,军费都在当地解决。义勇军是新兴的军队,因此无法从用途明确的现有财政收入中来拨款。义勇军的统领不得不个别进行判断,来掌握必要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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