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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上海，倾向于利用现有的外国势力，并一味依赖他们，李鸿章驻扎上海后，转变为一方面不放松对外国势力的戒备，另一方面掌握主动权，摄取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此揭开了和以往截然不同的所谓洋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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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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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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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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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北京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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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攻下了常州，基本控制了江南三角洲地带后，大约两个月后的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天王洪秀全死去，太平天国由此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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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当然不仅限于太平天国。在此前后各地发生的骚乱当中，还有未能平定的，再加上与英法交战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年年底，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引起的这场战争，1860年发展到入侵北京，清朝只好忍辱与之和解。19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正可谓内忧外患，清朝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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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的外患告一段落，与列强的关系有所改善，太平天国也被消灭，对这一时期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意味着清朝的起死回生。正逢皇位更迭改元为同治，于是便将其称作“同治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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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就不是单纯的复活。十几年来，清朝的统治体制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要看清楚这些变化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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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讲到过，清朝的中国统治，其特点是君主独裁，特别是明君的善政。然而到了19世纪后，这种统治逐渐失去了作用。这是因为人口的增加、经济量的扩大，以及与此同时社会纷争频繁，治安恶化，统治汉人的成本急剧增长。而现有的皇帝独裁，却不具备对应这些局面的制度和机构。很快就无法维持所需的成本，无法应对现实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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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乾隆是明君，那么继他之后的嘉庆、道光，从个人角度看也并不逊色。然而，这时候皇帝个人的力量已经是微不足道了。前面的一代是“盛世”，后面却是“衰世”，那么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旧体制能否继续生效。白莲教叛乱引起的内乱外患，旧体制很难再行得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这期间历经各种探索，清朝迎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这就是1862年后的同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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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皇帝。诏令百官的明君时代已经宣告终结，之后的同治、光绪、宣统三代皇帝都是幼小时继位，或是有名无实，这和他们每个人的资质或能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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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都由年幼的皇帝继位，当然是出于皇位继承的问题，也是为了顺应当时的局势。倘若皇帝是成人，必定会执行以往的独裁，那么就无法维持不断增加的统治成本。于是在此改变条件，将集中于一人的权威、权力、权限进行分解，尝试减轻成本负担。也就是说，分担工作，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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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年幼的皇帝独揽大权的是西太后，此一施政方式被称为“垂帘听政”。然而仅凭这些，无法明确权力与责任的所在，中央政府也很难掌握主导权。再加上西太后本人也不是能充分施展强大的政治领导力的人物，并不具备相应的能力。雪上加霜的是，作为皇帝爪牙的八旗兵正受到内忧外患的打击。北京朝廷的统治力量日渐削弱，皇帝的象征性色彩愈发浓厚。与此呼应，相对得以扩大势力的，便是地方上大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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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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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凯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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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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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前，清朝对地方的统治就基本上委托给了督抚。只不过，为了不让他们背离清朝中央的意志，皇帝不敢在牵制、监督上有所怠慢。毫不夸张地说，清朝的皇帝独裁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对督抚的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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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关系发生转变，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等内乱的过程当中。仅仅依靠清朝的常备军和现有的团练，是根本无法应对的。湘军的组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而它的统帅曾国藩不久后就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为实现督抚的地方统治而组成新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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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支军事力量与反叛势力并非无关。18世纪的繁荣和人口增加引起的社会矛盾，滋生了大批的中间武装集团。白莲教徒之乱和与之敌对的团练，都是以中间武装集团为母体的。到了19世纪中叶，清朝的敌对方为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叛军，而站在清朝一侧的，则组合整理为湘军、淮军等义勇军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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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这些军事力量，军费都在当地解决。义勇军是新兴的军队，因此无法从用途明确的现有财政收入中来拨款。义勇军的统领不得不个别进行判断，来掌握必要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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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涉及具体内容，义勇军和叛军势力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秘密结社和叛军们通过走私属于违禁品的鸦片或作为专卖产品的盐等非法交易来养活自己，与此相对，义勇军的军费则大部分来自厘金的收入。厘金的本质是，当局准许原本非法的交易的唯一条件，便是从中获取收入。因此，鸦片和盐都成为厘金赋税的对象。这个方法可谓一箭双雕，不仅可以切断叛乱势力的资金来源，还可以增加义勇军的财源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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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军事力量和新财源，都是在平定内乱、恢复治安、预防事后骚乱的背景下产生的，起到了填补不断增加的统治成本的作用。督抚在当地进行掌控，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实质上予以承认。这是因为当地政府能够灵活指挥军队，委托督抚来实施更多的裁量，更便于统治到位。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督抚重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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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后，只要不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危害，西太后也基本都委任精通当地情况的地方政府来处理政务。这等同于将督抚的权势扩大合法化，中央的君临体制和地方统治互相牵制，来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也是进入19世纪之后，为了恢复治安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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