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921624
可以说，合作政策总体上发挥了作用，维持住了稳定。但是，它只持续了19世纪60年代的十年左右。天空开始乌云密布。
1705921625
1705921626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1]
1705921627
教会案件的频发
1705921628
1705921629
其中代表性的事例是教会的案件。它指的是对基督教徒，特别是教会进行袭击和迫害的事件。清朝已经在《南京条约》签订后，默许开放口岸的外国传教士可以进行布教活动，而这一次的《天津条约》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的内地传教、华人的信仰自由等。以此为转折点，19世纪60年代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传教士们大批涌入内地，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华人的反感。
1705921630
1705921631
对基督教最为反感的是各地的绅士和官僚们。当地的权势者信奉儒教精神，掌握了中间团体的绅士除了厌恶基督教男女平等这一观点以外，还不满传教士教唆改宗的华人教徒皈依基督教社团，脱离以往的中间集团。官僚极为不满的是，华人教徒顾忌外国人的条约特权，而不服从政府权力，特别是不服从审判的现象。反过来，对绅士和官僚深为不满的民众，则寻求外国人的庇护，从其横行霸道中来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
1705921632
1705921633
受到绅士的鼓动将破坏行动付诸实施的是百姓。感到基督教威胁到自己利益的人们，故意制造流言煽动排外情绪。例如说，孤儿院挖下儿童的眼珠当药用，吃他们身上的肉，忏悔的习俗是为了诱惑妇女，等等。对这些骚动，当地的行政大员大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1705921634
1705921635
就这样，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教会案件有所增加。1900年之前，光是发展为外交上的纠纷的案件，就有大约400件之多。这些都是关系到条约权益的问题，外国不肯妥协和让步，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触碰到儒教、中间集团这一清末社会基本构成的问题。倘若外国不改变态度的话，绅士们也不肯就此作罢。因此，在双方的意识都改变之前，教会案件是绝不会停歇的。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
1705921636
1705921637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2]
1705921638
天津教案
1705921639
1705921640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对法国的敌对感情更加激化。原本这里就是与英法联军作战的战场，再加上传教士在此建设教堂并进行布教，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感。特别是孤儿院，成为众人怀疑的对象。附属于教会的孤儿院收留孤儿，并有礼金答谢，于是有人为了礼金而拐卖儿童，甚至有华人被处刑。收留孤儿越多，接受他们洗礼的人越多，作为布教的成果受到的评价就越高。孤儿死去时，临死之前给他们洗礼，并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埋葬。
1705921641
1705921642
1870年，天津流行疫病，孤儿院有不少孩子病死。人们对孤儿院更加怀疑，引起骚动，甚至去挖死去孩子的坟墓。天津的地方官员面对这一情况，6月21日要求法国驻天津领事深入教会调查此事。与领事馆毗邻的教会创建于1869年，起名为“胜利的圣母”，就是现在闻名的望海楼教堂。
1705921643
1705921644
法国领事丰大业勃然大怒，他前往管辖北方开放口岸的通商大臣崇厚处抗议，并当场开枪威胁，用佩刀猛敲桌子，于是引起了一场惨事。
1705921645
1705921646
丰大业不顾崇厚的劝阻冲出门外，当时已经有很多群众围在外面。他们是在“火会”这一维持消防的中间集团的组织下聚集起来的。亢奋之中的丰大业在人群中发现了天津知县，向他开枪。子弹击中了知县的随员，此人当场死亡。愤慨不平的群众杀死了丰大业和他随行的秘书官，将尸体大卸八块。随后，他们又袭击了先前的教堂、修道院、孤儿院，以及法国领事馆和其他国家的教堂，烧杀抢掠。被杀死的法国人和其他受牵连的外国人达到20人，还有一倍之多的华人基督教徒在事件中丧生。
1705921647
1705921648
1705921649
1705921650
1705921651
当时被烧毁的望海楼教堂 （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所藏，摘自亚历山大·米契《维多利亚时代在中国的英国人》）
1705921652
1705921653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3]
1705921654
事件的处理
1705921655
1705921656
天津教案发展为重大的外交事件。不仅受到条约保护的传教活动受到侵害，普通的外国人甚至外交官也惨遭杀害。这是外国一方的说辞。此事也关联到清朝当地政府的官员，还出了人命。掌管包括天津在内的口岸通商的崇厚虽然也是当事人之一，但仅靠他的权限是无法收拾残局的。于是他提出请求，由管辖天津的长官来处理此事。
1705921657
1705921658
管辖天津的地方长官是直隶总督。总督府位于内陆的保定，管辖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由于就在首都皇帝的眼皮底下，在为数不多的督抚当中，直隶总督是级别最高的。当时任此官职的便是曾国藩。迎来六十大寿的曾国藩本想告病休假，无奈碰到这种情况，只好带病领命。他给儿子们留下遗嘱后动身，7月8日抵达天津，开始搜查。
1705921659
1705921660
另一方面，各国的公使一同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8月中旬，天津和山东半岛的口岸烟台聚集了法、英、意共15艘军舰。战争一触即发，局势空前紧张。
1705921661
1705921662
祸不单行，这时南方也发生了惨案。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南京遇刺。由此，清政府于同月29日任命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9月18日，李鸿章到达天津。如果没有这次的人事任命，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番风景。
1705921663
1705921664
之后，曾国藩也继续留在天津处理此事。10月上旬，判处21名人员死刑，将法国方面要求处刑的知府、知县流放，赔款白银21万两，给付抚恤金白银28万两，派遣崇厚前往巴黎谢罪，事态总算暂时平息。法国本土得知天津教案发生时，已经和普鲁士开始了普法战争，不久皇帝拿破仑三世下台，已经无力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了。就这样，清朝终于逃过了一劫。
1705921665
1705921666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4]
1705921667
师徒交替
1705921668
1705921669
这项任务对曾国藩而言，是极其苛刻的。不仅是他带病在身的缘故，他的处境原本就很艰难。一言概之，即受到内外夹击，进退维艰。
1705921670
1705921671
从天津当地至清朝政府，都对袭击外国人的犯人们深感同情。天津教案原本就是社会对基督教及其活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反感，正是儒教精神组织下的中间集团酝酿而成的。这些中间集团，也是科举考试中诞生官僚的摇篮，特别是置身事外的官僚们，主张在儒教教理基础上的原理性观点——攘夷论，支持教案并将其合法化，认为教案在这一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1705921672
1705921673
这一攘夷论经常被称作“清议”。正如其字面所示，即洁净不带污点的正论的意思。与其相反，简直无法说出口的污秽之物，恰恰是高度赞美西方的洋务。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加剧，丝毫不见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