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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对外交涉中，背后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发生这些案件的开放口岸，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抑制内部的暴动。当时，只负责管辖开放口岸的贸易和涉外事务的通商大臣，例如崇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管辖当地官员、拥有军队的督抚才能担当这一任务。由督抚兼任南北洋大臣的制度就此确立，11月12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与此同时，开放口岸的天津成为重要的驻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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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从曾国藩时代向李鸿章时代的转折。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颜面尽失，身心备受打击，之后不到一年半就病逝了。与此相反，李鸿章却是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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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此之前的中兴名臣、镇压内乱的功勋之人，当仁不让就是曾国藩。他的个人魅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望，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猜疑。李鸿章再怎么被看作是救世主，功绩仅次于曾国藩，却终究只是学生而已。正因为在老师的庇护之下，他才得以发挥才能。曾国藩先是提拔他，随后让出了主力部队，最后连声望也拱手相让。为了让李鸿章自立门户，曾国藩亲手培养出了这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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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授给李鸿章的，是与外国的交涉方法。对手不仅是外国，更棘手的是对国内的顾虑和拥有多少实行能力。李鸿章在天津，近距离地体会到了曾国藩的苦恼，受益匪浅。可以说曾国藩以身传教，将经验悉数传授给了李鸿章。圆滑处事、不凸显内外矛盾，之后李鸿章的思考风格、行动模式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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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与地方、垂帘听政与督抚重权的分工，对应着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一组合而逐渐稳定下来。李鸿章自身也不得不转变为担当相当一部分外交责任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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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同治中兴这一稍带喜庆的时代认识也已经褪色。内乱虽然有所收敛，治安维持却依旧迫在眉睫，对外关系上的困难也不断加大。此时的李鸿章正值48岁，在知天命之前，作为督抚的头号人物，李鸿章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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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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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四章 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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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71年 （摘自约翰·汤姆生《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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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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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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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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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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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的交涉结果虽说开始见效，紧迫的危机感尚未消除，1870年9月28日，新的外国使节来到了天津。这就是以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代表的明治政府的使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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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目的在于和清朝签署条约，建立正式的邦交，派遣使节团也是为了试探清朝的意向。天津负责接待使节团的是管辖口岸的崇厚的后任、从总理衙门派来的成林。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和柳原接触会面，汇报也是两人联名进行的。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之后继续负责交涉，以他的思维和行动为主来分析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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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一贯主张是，接受日本的要求，与它签署条约。这在当时的官界，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观点。对于天津教案的结果，清议派一再指出对外国过于软弱，甚至有人谴责日本此时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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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概也迫于形势，刚开始持消极态度。和日本已经有了贸易往来，只要维系原先的关系就可以了，何必再签什么条约。但是，李鸿章和柳原等人谈判后，确认了日本的意向，强调必须要和日本签署条约，最后说服了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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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尚且不惜费用，购入西方的机械、军舰，仿造精密锐利的枪炮。万不可因其国小缺人而小觑。……日本距离江苏、浙江不过短短三日，且精通中华文字，与其他东洋各国相比，军备强盛，应与其联合作为中国的外援，而不可被西方人用作为外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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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10月3日李鸿章的意见，略微字斟句酌、具体地做了说明。“外府”的意思正如字面所示是“外面的府第”，这里的含义是指资金来源和落脚之处。总理衙门高度称赞他“深谋远虑”，虽有所顾虑，最后决定同意李鸿章的意见，并反复申明今后也是同样判断。随后向柳原递交了写给日本外务省的书简，答应只要日本派遣条约谈判的特派大臣，就会做相应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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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使命的日本使节团，11月12日离开天津，踏上了回国之路。说来也巧，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正式掌管对外交涉也是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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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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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户到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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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并不是这一时期才开始的。仅仅从两国来往密切的16世纪开始算起，就有数百年的历史。不过，从现在回顾的话，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关系是极其不正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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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日中关系，以“倭寇”这一称呼为特征。日本需要丝绸等中国的特产，而中国则渴望金银等日本的贵金属，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然而，双方实际上进行的贸易，却是以走私和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贸易本身也由于不符合当时明朝政府的限制而受到了严格的打压。到了16世纪末，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也向朝鲜派出援军，两国的正规部队陷入了战争。对中国而言，日本也只能是倭寇。日本的存在，在政治上不如说是敌对与警戒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