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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可以看到，李鸿章不仅熟知幕府末期日本的开国经过，还对它之后努力引进西方兵器之事了如指掌。另外，他还提及生麦事件和萨英战争，可以说在清朝已是当仁不让的头号日本通。但是，他的观点当中也有守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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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当时担任淮军的统帅，正在推进兵器的近代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对日本的西洋化格外关心，这是一种新的局势。然而，他把日本看作“明代的倭寇”，表现出对它有可能成为自己威胁的担心，在这一点上和以往的看法并无不同，也就是说，在新的与西方关系中的旧倭寇。这是李鸿章，甚至是清末中国对日本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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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总理衙门在1867年的奏章中，对日朝关系做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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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于前代明朝时实为倭寇，对江苏、浙江沿海地区肆意蹂躏，还延伸至朝鲜，凡事均居夜郎自大之心，对中国也久未朝贡。……最近，日本战败，与英国、法国等和解。不久后发愤学习军舰制造，开始与各国交流，必是有非分之念。……倘若英法出兵朝鲜，其目的不外乎基督教传教与通商而已，不过是相互牵制，并无占领朝鲜夺其土地之念。而日本却不受牵制，难免窥其土地。一旦日本占领朝鲜，与中国邻接，将导致紧迫忧虑之事态。日本无须传教或通商。……朝鲜若受到日军攻击，实乃法国无法比拟之严重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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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倭寇将其视为军事威胁这一点，与李鸿章同出一辙。而更要注意到的是，文中还加上了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一事，将日本视作朝鲜半岛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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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一年，因为认为朝鲜迫害基督教，法国一度派遣舰队前往朝鲜行使武力。这就是“丙寅洋扰”。正因为最近出了这件事，总理衙门更加认定日本是比西方列强更让人担忧的存在，抑或是受到了李鸿章意见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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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倭寇的记忆，使得日本被视作朝鲜半岛、东南沿海的潜在军事威胁，而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西方化进程更增添了对这一威胁的警戒感，这成为之后1879年对日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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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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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修好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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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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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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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于向天津派出使节团的日本，李鸿章的脑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固有观念，他并不是初次与日本打交道。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他在1870年和1864年的两次意见（85、89页）。虽然间隔了六年，然而从兵器的“仿造”和“外府”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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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日本观，清朝形成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为近邻且“自强”，可能构成军事威胁，因此不能与其为敌。既然它前来要求签署条约，那么不得不认为“笼络其可能为友，拒绝其必将敌对”。而之前暴虐无比的西方列强们，只要遵守条约，他们也都安稳了下来。因此对待模仿西方的日本，只要签署条约并加以“笼络”，这一威胁就不会显露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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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清朝在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中，饱受了西方的压迫。倘若此时得罪日本，无疑是雪上加霜。还不如笼络日本，在对抗西方列强上助己一臂之力。答案再明确不过了，目前的局势也有利于说服清朝政府内部的攘夷派和清议派。日本与清朝一样，也遭受过西方的压迫，应该对这种合作持积极态度，有十足胜算。当然，和日本的条约，无论是签署经过还是国情都不同，当然不能和英美法俄等国家签署的条约内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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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朝在也获得曾国藩支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基础上，大致确定了以上的方针。而接下来的所有交涉，都全权交给了提出此意见的李鸿章本人。在清议势力根深蒂固的首都，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总理衙门想出了这个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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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则是在外交问题上首次出场。自己提议的方针一旦被采纳，他立即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干能力。他与南洋大臣曾国藩联手，从1870年11月到翌年7月，制定了签署条约的草案。他对柳原使节团会谈时拿到的日本方面的条约草案进行了分析反驳，将其脱胎换骨，以新草案代之，等着日本方面谈判使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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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的使节团抵达天津，是在1871年的7月底。他们也带来了在日本准备好的条约草案，是由洋学家津田真道起草、以清朝与西方各国签署的条约为基础写成的，也就是说属于不平等条约。它和前一年柳原前光带往天津时的条约草案大不相同，因此，与清朝交涉的日本的姿态，有几位学者将其作为考察对象加以研究。但是我们这里就无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了。柳原草案自是不用说，就连津田草案，在谈判现场都几乎未能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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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达、柳原等人谈判时，李鸿章驳回了日本提出的草案，而是将自己准备的草案作为条约签署的原案。他要挟日本，要么将清朝草案作为原案，要么打消条约谈判、签署的念头，整个谈判中清朝始终掌握主动权。李鸿章成功地让伊达等人几乎接受了所有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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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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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得以签署。条约中没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领事裁判权也由双方互相承认，和当时日清两国分别被迫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一纸条约是立足于平等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条约内容是由清朝准备的，日本方面属于接受方。也就是说，条文中包括了清朝的用意，而同时，接受它的日本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两者是否一致，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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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宗城（1818—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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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宇和岛藩主。他在幕府末期的政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负责新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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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来看两条最能体现出清朝观点的条文。首先第一条是关系到以后走向的重要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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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被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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