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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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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修好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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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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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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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于向天津派出使节团的日本，李鸿章的脑中已经形成了相应的固有观念，他并不是初次与日本打交道。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他在1870年和1864年的两次意见（85、89页）。虽然间隔了六年，然而从兵器的“仿造”和“外府”这些字眼上可以看出，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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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日本观，清朝形成了这样一种方针，即日本为近邻且“自强”，可能构成军事威胁，因此不能与其为敌。既然它前来要求签署条约，那么不得不认为“笼络其可能为友，拒绝其必将敌对”。而之前暴虐无比的西方列强们，只要遵守条约，他们也都安稳了下来。因此对待模仿西方的日本，只要签署条约并加以“笼络”，这一威胁就不会显露出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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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清朝在刚刚过去的天津教案中，饱受了西方的压迫。倘若此时得罪日本，无疑是雪上加霜。还不如笼络日本，在对抗西方列强上助己一臂之力。答案再明确不过了，目前的局势也有利于说服清朝政府内部的攘夷派和清议派。日本与清朝一样，也遭受过西方的压迫，应该对这种合作持积极态度，有十足胜算。当然，和日本的条约，无论是签署经过还是国情都不同，当然不能和英美法俄等国家签署的条约内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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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朝在也获得曾国藩支持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基础上，大致确定了以上的方针。而接下来的所有交涉，都全权交给了提出此意见的李鸿章本人。在清议势力根深蒂固的首都，不想被推到风口浪尖的总理衙门想出了这个办法，也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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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鸿章，则是在外交问题上首次出场。自己提议的方针一旦被采纳，他立即发挥出了惊人的实干能力。他与南洋大臣曾国藩联手，从1870年11月到翌年7月，制定了签署条约的草案。他对柳原使节团会谈时拿到的日本方面的条约草案进行了分析反驳，将其脱胎换骨，以新草案代之，等着日本方面谈判使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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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柳原前光为副使的使节团抵达天津，是在1871年的7月底。他们也带来了在日本准备好的条约草案，是由洋学家津田真道起草、以清朝与西方各国签署的条约为基础写成的，也就是说属于不平等条约。它和前一年柳原前光带往天津时的条约草案大不相同，因此，与清朝交涉的日本的姿态，有几位学者将其作为考察对象加以研究。但是我们这里就无须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了。柳原草案自是不用说，就连津田草案，在谈判现场都几乎未能发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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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伊达、柳原等人谈判时，李鸿章驳回了日本提出的草案，而是将自己准备的草案作为条约签署的原案。他要挟日本，要么将清朝草案作为原案，要么打消条约谈判、签署的念头，整个谈判中清朝始终掌握主动权。李鸿章成功地让伊达等人几乎接受了所有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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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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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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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得以签署。条约中没有最惠国待遇的条款，领事裁判权也由双方互相承认，和当时日清两国分别被迫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不同，这一纸条约是立足于平等关系之上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条约内容是由清朝准备的，日本方面属于接受方。也就是说，条文中包括了清朝的用意，而同时，接受它的日本也有自己的解释，这两者是否一致，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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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宗城（1818—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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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宇和岛藩主。他在幕府末期的政局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负责新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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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来看两条最能体现出清朝观点的条文。首先第一条是关系到以后走向的重要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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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被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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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后半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互不侵犯。然而，在此处清朝的真正意图并不如此单纯。下面是负责起草条约的李鸿章下属陈钦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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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朝鲜邻近，两国的强弱之分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即有明示。最近又闻日本接近朝鲜。倘若其野心在于吞并朝鲜，我东三省将失去壁垒，需提前做好对策。如今其前来通交，乘此机签署条约，并不能保证永久安全，起到牵制之效。即便如此，直指朝鲜实乃不妥，概括称之为“所属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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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这一条约并非泛泛地规定了友好与互不侵犯，而是带有不让日本入侵朝鲜这一具体目的，理论上和四年前的总理衙门的奏章内容并无区别。然而要是明确指名朝鲜，或是为此单设条款，唯恐会过于露骨而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才采用了这一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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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表达的“所属邦土”按照清朝的解释，不仅是在其直接统治下的中国，而且包括朝鲜等朝贡国。如果进行朝贡的话，在礼节上会产生上下关系，因而分别称为“上国、上邦”和“属国、属邦”。当然，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属国，意思和内容是不同的。然而，正是将这些不同的国家都称之为属国，埋下了问题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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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第二条，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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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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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意见认为，《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为了日清两国的对等关系，而且带有日清合作的意图，这一条的存在便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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