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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总理衙门则反复强调：“台湾生蕃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至于如何治理“所属邦土”，由清朝“因俗制宜”而定，“万国公法乃最近西方各国编制而成，并未特指我清国之事。不以此而论”，毫不理会日本关于国际法基准的主张。双方直接的争议焦点是台湾的地位和出兵的是非，要追究其根源的话，在于他们引以为据的国际法和《中日修好条规》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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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双方才未走向决裂，避免了开战。特别是清朝军备不足，不得不让步。作为对遇难者的“抚恤”和出兵的“酬谢”，清朝支付50万两白银，还声明“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民属民等妄加杀害”，形式上间接地承认了日本的主张和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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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矛盾当然不会因此而消除。日本将清朝视作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清朝也视日本为违反条约行使武力的国家，双方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警戒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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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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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岛事件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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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台湾出兵后，清朝明显感到了危机。清朝加强军备的速度提高，北洋海军也开始筹备。海军的情况放在后面一起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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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得不违心对日本做出让步，是由于军备上的空虚。否则，应该不会屈服于有“弃盟起兵”之罪的日本。这里所指的“盟”，毫无疑问就是《中日修好条规》。清朝认为台湾出兵以及谈判上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军备上的问题，而不承认《中日修好条规》和与其相关的自己的条约观和对外关系上的问题。换言之，清朝并未领悟到《中日修好条规》根本就行不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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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1847—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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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儿岛县出身，曾留学英美，新政府成立后从1870年开始在华盛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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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警戒不仅仅在于台湾。日本对台湾出兵后，清政府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朝鲜，于是通告朝鲜政府日本可能会向其行使武力。接到通告后，一直拒绝与明治政府谈判的朝鲜政府态度软化，同意和日本派来的使节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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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场交涉迟迟未见进展，不久就陷入了僵局。迫不及待的日本出动军舰进行武力示威，企图打开局面。这就是1875年9月的“江华岛事件”。日本政府为了解决此事，在向朝鲜派出使节的同时，向北京派出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打探与朝鲜关系密切的清朝的动向，同时为了打破日朝谈判的僵局，要求清朝从中进行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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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年初，森有礼到达北京，首先与总理衙门进行了反复协商。总理衙门始终坚持，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所属邦土”不可侵犯的规定，谴责日本对朝鲜行使武力，无法协助两国之间的调停。和日本出兵台湾时一样，清朝仍然坚持《中日修好条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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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森有礼和出兵台湾时一样，不承认《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是有效的。森有礼对此失望，要求会见直隶总督李鸿章，1876年1月24日，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一边是虚岁不过30岁，年轻气盛的森有礼，一边是53岁，可谓清朝中流砥柱的李鸿章。会见可以说是类似东西文明论的交锋，然而在关键的地方，却未能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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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指出：“朝鲜数千年来隶属中国，世间无人不晓。《中日修好条规》中的‘所属邦土’一词，‘土’指的是中国各省，即内地、内属，征税施政。‘邦’指的是朝鲜等国家。它们是外藩、外属，征税和施政由本国自理。这并非是清朝才开始的，历代皆是如此。为何不能称之为属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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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答道：“条约中确实有‘所属邦土’一词，然而语义甚为暧昧，并未有朝鲜乃属国的记载，故而日本臣民都认为‘所属邦土’指的是中国十八省，朝鲜不纳入‘所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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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说：“将来修改条约时，在‘所属邦土’一词后面，加上‘十八省以及朝鲜、琉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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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李鸿章方面的记录。森有礼的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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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衙门大臣等所说，鄙人之见完全相同。即朝鲜乃清国之隶属，根据贵我条约，贵国应视作为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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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条约中未见明示朝鲜为贵邦属国之条款。相反，我政府始终视朝鲜为独立不羁之国，现今仍以独立国待之。其他列国自不用说，即使贵政府也应以此道待之。贵政府曾明言曰：朝鲜有自家政府，可任意整理内外事务。清国则毫不加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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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就朝鲜一事，鄙人急致函于总理衙门。先前我政府回答贵翰书中，引用条约中和亲之条款，即双方互不侵犯领地之条款，于我政府而言略显轻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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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方面的记录详细说明了“邦”和“土”的区别，而森有礼的记录当中却没有，只是一味地主张朝鲜并非是属国。李鸿章的话里将“所属邦土”视作为“十八省以及朝鲜、琉球”，他认为按照森有礼的解释，适用于《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的“双方互不侵犯领地”条款本身就是“轻忽”。毫不夸张地说，两者的解释截然相反。而这件事恰恰反映了日清之间的利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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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鸿章认为《中日修好条规》的第一条按照目前情况适用下去，是未必有效的。在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区别。基于李鸿章的这一态度，又得以对朝鲜问题加以口实，想必森有礼也应该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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