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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与“塞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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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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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极大地加深了清朝对外的危机感。如果军备充实的话,北京谈判也就不必向日本做出让步,也可能日本就不会出兵。于是,中央与地方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加强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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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并没有直接参与关于日本出兵台湾、琉球处分的措施和交涉,因此未见有什么大的动静。这是因为南方的台湾、琉球并不是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李鸿章原本就担任外政的要职,又是督抚中的头号人物,凡事都必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会发表具体意见,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只不过他没有站到前面来负责处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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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军事上的近代化,自然要另当别论了。当时的清朝能够依仗的军队,也只有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了。李鸿章拥有最大的发言权,仅凭这一点就不奇怪。而且,他手里还掌握着面向外国的口岸上海,是所谓洋务的统帅,发言权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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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年进驻上海以来,李鸿章为了加强自己麾下的淮军力量,一直没有懈怠军备的西方化建设。他并没有一味地购买外国生产的武器,不久,他为了自己制造武器进口了必要的机器设备,接着又开始自行生产机器设备。在整个过程中,李鸿章最初就处于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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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成立。李鸿章在担任江苏巡抚并署理两江总督时,收购了美国人在上海的工厂,配备了从美国买来的机器开始生产。他将上海海关收入的二成作为经费,生产枪炮、弹药和船舶。另外,他还设立了外语学校和翻译馆,不仅培养翻译人才,还翻译了有关自然科学、技术、历史和国际法方面的外国书籍,截至19世纪80年代,共发行了200多种的翻译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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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机器制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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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约翰·汤姆生《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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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创建了金陵机器制造局,主要生产枪炮。1870年,他就任直隶总督后,接手了已有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这里原本是生产火药的工厂,扩建后可以生产小型枪炮。这也是因为1870年以后,淮军的主力逐渐转移到了天津方面,李鸿章在自己的地盘里必然会设立武器工厂,用来给驻扎的淮军补充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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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大概都是针对国内的措施。淮军原本就是为了镇压内乱而建立的,其武装的强化也应出于相同目的。工厂建设和武器制造都是其中一部分,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持国内的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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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海防首先是为了对抗外国。与以往不同,在组织海军方面,清朝完全没有经验。所谓洋务是以日本出兵台湾为缘由,进入新阶段的。这时,站在前头的仍然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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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防仅仅看字面意思的话,是指沿海的防卫。但是,当时的含义包括海军的组织,以及必要的武器、舰船或者物资的购买、制造,再加上矿山的采掘,铁路、海运、电信等通信手段的引入,乃至士官的训练,技官的培养等,以及军事基础设施的构筑。因此,海防一词几乎和洋务相当,并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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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海防就在官界大多数人的绝对支持下,一帆风顺地得到了发展呢?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当时清朝对外的危机,不仅仅只是在沿海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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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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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叶,最晚归顺清朝的新疆,拥有众多的穆斯林人口,总是处于动荡之中。进入19世纪后,引起了清朝当局的注意和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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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接的甘肃省和陕西省也有不少穆斯林,到了19世纪中叶,陕甘地区的穆斯林矛盾激化,受其影响,1864年新疆当局的权力就此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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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沙俄开始在中亚进行扩张。自19世纪50年代起,沙俄就数次远征锡尔河流域,1867年成立了以塔什干为中心的土耳其斯坦总督区。第二年,又占领了撒马尔罕,布哈拉沦为俄国附庸。邻接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很快也被征服,整个中亚在19世纪70年代,几乎完全处于沙俄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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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也受到了波及。趁着权力出现空白,西面邻接的浩罕汗国权势者阿古柏侵入准噶尔建立起独立政权,在天山北路以伊犁地区为中心建立了独立政权。伊犁政权很快就和接壤的沙俄关系恶化,1871年被沙俄推翻,伊犁被沙俄占领。乌鲁木齐等剩余的天山北路地区,阿古柏政权从南部开始入侵。这样一来,不仅是伊犁地区陷入了沙俄的占领之下,就连整个新疆也面临从清朝分割出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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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范围广大的叛乱得到平定,是在1866年左宗棠就任陕甘总督以后。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称得上是曾国藩的同乡,他比曾年少一岁,一直将其视作竞争对手。在个人能力上,左宗棠也许要更胜一筹。然而,他未能考取进士,再加上极其自负的性格,他未能占据官界的主流地位。他率领的军队被称作楚军,也是在老家湖南省征集的义勇军。当时的形势是由淮军对付河南、山东和安徽的捻军,楚军则负责讨伐陕西、甘肃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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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作战时最花心思的,便是如何确保军费。陕西、甘肃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地区,不得不极大程度地依靠其他地方的援助。而大的财源几乎都被李鸿章和淮军掌控,军费的筹集并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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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左宗棠通过上海的金融商人以向外国企业借款来填充军费。这称为西征借款,本质上是军费援助的借贷。由于按照正规的手续,无法立即筹到必要的金额,便采取了从外国商社和外国银行先行借款,事后再从原本应有的财源中返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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