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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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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近藤秀树《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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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看来，自己也要使用的财政收入被先行借走，自然存在着利害冲突。话虽如此，陕西、甘肃的叛乱，当然需要平定。刚刚平定捻军的李鸿章，在1870年率军奔赴陕西，以助左宗棠一臂之力，不巧发生了天津教案，不得不赶往直隶、天津一带。虽然未能实现并肩作战，这一时期，两者的利害冲突并未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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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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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这一年，左宗棠和楚军终于平定了陕西、甘肃一带的叛乱。这时出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而征讨西面的阿古柏。左宗棠原本就有此意，他驻扎在兰州开始着手准备，其中一项就是成立武器工厂兰州制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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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却有人提出反对。李鸿章等人提出应该就此偃旗息鼓。这样一来，新疆只会停留在分割的局面。李鸿章指出，从乾隆平定新疆后的百余年来，清朝为了维稳耗费了巨大的劳力和资金，却毫无利益可言。与其再如此下去强行远征，不如承认阿古柏政权，让其对清朝重新进行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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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政权早在1872年和1874年，分别和沙俄、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李鸿章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再加上想使新疆成为沙俄和英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一意图，可以说这是更现实地稳定新疆地区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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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不再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西北地区。取消了新疆远征，那么这笔资金当然就应该重点用于危机高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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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却极力反对这一意见。他认为，一旦新疆失守，清朝将失去西北的边塞，反而会消耗更多的兵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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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被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辩论”，即“海防”与“塞防”的论争。“塞”指的是万里长城，广义是指西北大陆的防卫。这场争论从微观上而言，不过是地方大官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权力之争，为了争夺兵力和财源罢了；但是从宏观来看，则是就清朝之后的政权和国家去向提出质问的一场论争。而它的答案，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也始终未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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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海防论的构想是，在当时西方列强和日本远渡重洋苦苦相逼这一前所未有的“奇局”之下，应将军事和政治重心转向政治、财政、经济中心所在的沿海地区。这一想法是创造性的。而左宗棠认为应该优先西北防卫的塞防论，在历史上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可以说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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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朝就是满人和蒙古人合二为一的政权，继承了欧亚大陆北方游牧民族浓厚的传统色彩。正因为如此，清朝很重视李鸿章的海防论，却也未能放弃塞防论。左宗棠主张新疆在地缘政治学上的重要性，指出“要保卫首都，就必须保全蒙古，要保全蒙古，就不能轻视新疆”，对此清朝是无法轻易加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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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终究没有分出胜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结论是海防、塞防同样重要，都要给予相应的费用。新疆的远征光是最初的预算就要花费10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海陆双方都不足的财源虽然都依靠外国借款，然而最终必定会增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负担。李鸿章的不满日渐累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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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安定与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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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自告奋勇远征新疆，一路顺畅，1877年夺取了天山南路的门户所在——吐鲁番。同年，阿古柏死去，其政权瓦解后左宗棠很快就掌控了几乎整个新疆地区，最后只剩下了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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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沙俄从17世纪末以来，一直维持着和平关系。其中有名的要数划定了边界线和进行贸易往来的《尼布楚条约》了。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沙俄入侵东方，内忧外患的清朝割去了黑龙江流域和沿海各州。随后是新疆，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一直默认阿古柏政权的独立并持以观望，没想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速度如此之快，围绕伊犁的归属问题双方陷入了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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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崇厚作为全权大使被派往沙俄，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返还伊犁的条件是割让边境，赋予沙俄通商特权等不利内容，清朝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崇厚遭到处罚，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圣彼得堡重新谈判，左宗棠也发兵威胁沙俄。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在领地和通商方面将《里瓦几亚条约》修改为对清朝有利的条款，并确定了如今中俄在西面的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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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将沙俄视为从北部蚕食版图的头号外敌。而占领了北京的英国，由于打着通商的旗号，清朝对它的危机感和警戒不及沙俄。沙俄占领了伊犁，并对新疆、蒙古虎视眈眈，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塞防才能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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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中俄伊犁条约》中清朝与俄国达成和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巩固了新疆的统治，又保住了西北边境的安全。实际上，俄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维持了这一和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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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被视作头号外敌时，日本还没有进入清朝当局者的视线。然而，正如前面所述，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清朝对日本的警戒感急速加深。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9年的琉球处分等事实，都证明这些警戒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极力呼吁这一点的，正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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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势力日益扩大，让人忧惧。企图在东洋称霸蔑视中国，侵攻台湾之暴举便是也。西方虽强，却在七万里之外。日本与我毗邻探我虚实，正乃中国永久之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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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在日本出兵台湾问题平息之后，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奏的一段文章。李鸿章认为日本最让人忧惧，西方只要遵守条约的话，就能风平浪静。与英国有《天津条约》，和沙俄有《中俄伊犁条约》，已经不再是直接的敌对关系了。与此相比，不遵守《中日修好条规》的日本，对靠近政治中心北京的朝鲜半岛，以及包括经济中心江南在内的东南沿海构成了威胁，成为清朝最大的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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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海防是必不可少的。它的重心是在距离首都和日本都很近的渤海、黄海的北洋。也就是说，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这里建设的北洋海军的假想敌国，除了日本再无他想。这和日本的意志并无关联，也没有像西北、沙俄那样，转化为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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