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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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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近藤秀树《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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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鸿章看来,自己也要使用的财政收入被先行借走,自然存在着利害冲突。话虽如此,陕西、甘肃的叛乱,当然需要平定。刚刚平定捻军的李鸿章,在1870年率军奔赴陕西,以助左宗棠一臂之力,不巧发生了天津教案,不得不赶往直隶、天津一带。虽然未能实现并肩作战,这一时期,两者的利害冲突并未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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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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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这一年,左宗棠和楚军终于平定了陕西、甘肃一带的叛乱。这时出现了下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而征讨西面的阿古柏。左宗棠原本就有此意,他驻扎在兰州开始着手准备,其中一项就是成立武器工厂兰州制造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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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却有人提出反对。李鸿章等人提出应该就此偃旗息鼓。这样一来,新疆只会停留在分割的局面。李鸿章指出,从乾隆平定新疆后的百余年来,清朝为了维稳耗费了巨大的劳力和资金,却毫无利益可言。与其再如此下去强行远征,不如承认阿古柏政权,让其对清朝重新进行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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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古柏政权早在1872年和1874年,分别和沙俄、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李鸿章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再加上想使新疆成为沙俄和英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这一意图,可以说这是更现实地稳定新疆地区的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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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不再将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西北地区。取消了新疆远征,那么这笔资金当然就应该重点用于危机高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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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却极力反对这一意见。他认为,一旦新疆失守,清朝将失去西北的边塞,反而会消耗更多的兵力、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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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争论被评价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辩论”,即“海防”与“塞防”的论争。“塞”指的是万里长城,广义是指西北大陆的防卫。这场争论从微观上而言,不过是地方大官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权力之争,为了争夺兵力和财源罢了;但是从宏观来看,则是就清朝之后的政权和国家去向提出质问的一场论争。而它的答案,毫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也始终未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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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海防论的构想是,在当时西方列强和日本远渡重洋苦苦相逼这一前所未有的“奇局”之下,应将军事和政治重心转向政治、财政、经济中心所在的沿海地区。这一想法是创造性的。而左宗棠认为应该优先西北防卫的塞防论,在历史上是自秦汉以来的传统,可以说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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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清朝就是满人和蒙古人合二为一的政权,继承了欧亚大陆北方游牧民族浓厚的传统色彩。正因为如此,清朝很重视李鸿章的海防论,却也未能放弃塞防论。左宗棠主张新疆在地缘政治学上的重要性,指出“要保卫首都,就必须保全蒙古,要保全蒙古,就不能轻视新疆”,对此清朝是无法轻易加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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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终究没有分出胜负就结束了。也就是说,结论是海防、塞防同样重要,都要给予相应的费用。新疆的远征光是最初的预算就要花费10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海陆双方都不足的财源虽然都依靠外国借款,然而最终必定会增加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负担。李鸿章的不满日渐累积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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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的安定与北洋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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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自告奋勇远征新疆,一路顺畅,1877年夺取了天山南路的门户所在——吐鲁番。同年,阿古柏死去,其政权瓦解后左宗棠很快就掌控了几乎整个新疆地区,最后只剩下了伊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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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沙俄从17世纪末以来,一直维持着和平关系。其中有名的要数划定了边界线和进行贸易往来的《尼布楚条约》了。然而,到了19世纪后期,沙俄入侵东方,内忧外患的清朝割去了黑龙江流域和沿海各州。随后是新疆,沙俄占领了伊犁地区,一直默认阿古柏政权的独立并持以观望,没想到左宗棠收复新疆的速度如此之快,围绕伊犁的归属问题双方陷入了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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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崇厚作为全权大使被派往沙俄,签署了《里瓦几亚条约》。返还伊犁的条件是割让边境,赋予沙俄通商特权等不利内容,清朝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崇厚遭到处罚,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圣彼得堡重新谈判,左宗棠也发兵威胁沙俄。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在领地和通商方面将《里瓦几亚条约》修改为对清朝有利的条款,并确定了如今中俄在西面的国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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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将沙俄视为从北部蚕食版图的头号外敌。而占领了北京的英国,由于打着通商的旗号,清朝对它的危机感和警戒不及沙俄。沙俄占领了伊犁,并对新疆、蒙古虎视眈眈,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塞防才能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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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中俄伊犁条约》中清朝与俄国达成和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巩固了新疆的统治,又保住了西北边境的安全。实际上,俄清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维持了这一和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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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被视作头号外敌时,日本还没有进入清朝当局者的视线。然而,正如前面所述,从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清朝对日本的警戒感急速加深。1874年的出兵台湾、1879年的琉球处分等事实,都证明这些警戒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极力呼吁这一点的,正是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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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势力日益扩大,让人忧惧。企图在东洋称霸蔑视中国,侵攻台湾之暴举便是也。西方虽强,却在七万里之外。日本与我毗邻探我虚实,正乃中国永久之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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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在日本出兵台湾问题平息之后,李鸿章于1874年12月10日上奏的一段文章。李鸿章认为日本最让人忧惧,西方只要遵守条约的话,就能风平浪静。与英国有《天津条约》,和沙俄有《中俄伊犁条约》,已经不再是直接的敌对关系了。与此相比,不遵守《中日修好条规》的日本,对靠近政治中心北京的朝鲜半岛,以及包括经济中心江南在内的东南沿海构成了威胁,成为清朝最大的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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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海防是必不可少的。它的重心是在距离首都和日本都很近的渤海、黄海的北洋。也就是说,在李鸿章的管辖之下,这里建设的北洋海军的假想敌国,除了日本再无他想。这和日本的意志并无关联,也没有像西北、沙俄那样,转化为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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