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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一条规定朝鲜为“自主之邦”并“保有平等权利”，是对日本有利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想以此将日朝关系改变为符合西方近代标准的国际关系。自主之邦的朝鲜，并不影响它也是清朝的属国，在那之前日本和朝鲜就是平等、对等的。《江华条约》被视作日本改变了以前的日朝关系，对清朝和朝鲜而言，并没有改变它们之前的相互关系，以及和日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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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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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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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如说从此时开始，日清形成正式的对立关系。担心日本侵攻朝鲜半岛的清朝，想通过《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条“所属邦土”不可侵犯的规定来维持属国，却在琉球处分事件上惨遭失败。此时清朝认识到，和日本的条约已经不再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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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方法是让朝鲜和西方列强签订条约。朝鲜和西方各国签约的话，日本就会对列强有所忌讳，应该不敢轻举妄动。反对意见占了上风的朝鲜政府，也在清朝的反复劝说下产生动摇，终于同意和美国签署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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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条约交涉实际上是在1881年底开始的。朝鲜使节拜访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造成了直接的契机。之后正式开始交涉，包括条约的签署，有关朝鲜半岛的问题，清朝几乎由李鸿章一人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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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朝鲜使节协商后，决定与美国实质性的条约谈判在天津由李鸿章主导进行，商定好的条约则在朝鲜签署。朝鲜方面的条约草案也达成了一致。第一条内容是“朝鲜是清朝的属国，内政外交由朝鲜自主”。这只不过是将之前的“属国自主”明文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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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此时仍然把“属国自主”放入条约中，有一定的理由。十年前的洋扰事件中已经明确的是，西方各国并不理解清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但不被理解，也没有得到尊重。日本的琉球处分使其尝到了苦头，后面还会提到，由于越南问题与法国开始产生摩擦。因此，必须要预先告知朝鲜是清朝的属国。在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中明确记载的话，西方各国也就不得不承认了。估计李鸿章是这么考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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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权代表美国的是当时航行世界的海军提督薛斐尔。他与李鸿章从1882年3月25日开始进行谈判。成为最大的争议，直到最后双方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的，正是规定了“属国自主”的第一条。薛斐尔提督始终坚持，不符合西方式的条约，不同意在条约正文中写入“属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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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将此事暂且搁置，优先实现在朝鲜的签约。即使不明确写入条约中，也要在签署时想办法从形式上让美国承认“属国自主”。为了见证条约的签署，清朝派遣委员前往朝鲜，命其见机行事，一有机会就重新恢复“属国自主”的条约，不行的话就实现其他的替代方案。这名委员就是李鸿章幕僚的其中一人——马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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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当时38岁，他并不是科举出身的旧式知识分子。他曾是天主教徒并留学法国，毕业于巴黎法科大学。他前往济物浦（今仁川），负责美朝之间的从中调停，5月22日顺利签订了条约。而关键的条约草案第一条中“属国自主”的字眼，由于薛斐尔始终未能同意，只好由朝鲜国王写入亲笔信中带给了美国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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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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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冈本隆司《马建忠的中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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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忠格外重视的是朝鲜的姿态。他从朝鲜应对的态度，怀疑朝鲜会轻视清朝，和日本结盟。他担心敌对的日本和朝鲜关系加深，会和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发生抵触，于是，他为了排除日本影响，加强朝鲜与清朝的关系，决定采取实现“属国自主”中的“属国”，而将“自主”名义化的方针，换而言之，就是不实现违背清朝利益的自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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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条约的签署过程中，最重大的瞬间就在此时。这是因为之后李鸿章的行动，原本就决定了东亚的整个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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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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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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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清朝将朝鲜的自主名义化，转为加强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方针，不久这一方针就得以实践，正是“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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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发生在1882年7月23日，朝鲜旧部队在汉城挑起暴动发展为武装政变，引退的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掌握了实权。李昰应不仅仅攻击朝廷、杀害高官，政变的矛头还对准了日本公使馆，杀害了数名日本人，强行赶走花房义质公使，成为日朝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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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公使死里逃生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派出四艘军舰、三艘运输船和一支陆军大队，再次命令他前往朝鲜。他提出要保护居留民，追究朝鲜政府暴动的责任，同时对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则也提出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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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清朝而言，壬午兵变也是重大事件，绝不仅仅是属国的内乱。照这样下去，朝鲜将屈服于日本的武力，被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琉球处分以来担忧的局势将成为现实。深感危机的清朝急忙派马建忠赶赴朝鲜，为了牵制日本平定内乱，还派出了由吴长庆率领的三千淮军。就这样，日清两国的军队陆续集中到汉城，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点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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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1821—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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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儿子高宗于1863年继位后，大院君立即掌握政权，发挥了强大的领导能力，推动了政府权力的强化方针和锁国政策。执政十年后隐退，仍是壬午兵变等反政府势力必然拥立的对象（摘自冈本隆司《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