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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条约的签署过程中,最重大的瞬间就在此时。这是因为之后李鸿章的行动,原本就决定了东亚的整个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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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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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清朝将朝鲜的自主名义化,转为加强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方针,不久这一方针就得以实践,正是“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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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发生在1882年7月23日,朝鲜旧部队在汉城挑起暴动发展为武装政变,引退的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掌握了实权。李昰应不仅仅攻击朝廷、杀害高官,政变的矛头还对准了日本公使馆,杀害了数名日本人,强行赶走花房义质公使,成为日朝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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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公使死里逃生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派出四艘军舰、三艘运输船和一支陆军大队,再次命令他前往朝鲜。他提出要保护居留民,追究朝鲜政府暴动的责任,同时对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则也提出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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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清朝而言,壬午兵变也是重大事件,绝不仅仅是属国的内乱。照这样下去,朝鲜将屈服于日本的武力,被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琉球处分以来担忧的局势将成为现实。深感危机的清朝急忙派马建忠赶赴朝鲜,为了牵制日本平定内乱,还派出了由吴长庆率领的三千淮军。就这样,日清两国的军队陆续集中到汉城,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点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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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1821—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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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儿子高宗于1863年继位后,大院君立即掌握政权,发挥了强大的领导能力,推动了政府权力的强化方针和锁国政策。执政十年后隐退,仍是壬午兵变等反政府势力必然拥立的对象(摘自冈本隆司《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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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先到了汉城,开始和大院君政权谈判。朝鲜却采取拖延政策,急不可耐的花房离开汉城,以拖延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威胁强迫朝鲜接受其要求。花房前脚刚走,马建忠就来到汉城,绑架了大院君并送往中国,他率领的淮军讨伐并打败了朝鲜旧部队,原先的政权得以复辟。随后,又让朝鲜政府重新与花房谈判并签署了条约,日朝之间的紧张局势才终于有所缓解。这就是《济物浦条约》,时间是188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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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这一结果也基本满意。这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清朝也并没有介入,而是日朝之间直接谈判的成果。也就是说,朝鲜对日本按照《江华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是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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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对与日本交涉的朝鲜全权代表,发出指示的正是清朝的马建忠。要和将朝鲜视作独立国家的日本斡旋、阻止其行使武力,朝鲜对外关系上的自主虽说只是名义上,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绑架大院君和讨伐旧部队的问题上,马建忠一开始就公然干涉了朝鲜,而这完全是将朝鲜视作属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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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壬午兵变的结局,是建立在马建忠自行定义的“属国自主”之上,其中“属国”事实化,“自主”则不过是名义罢了。之后清朝的朝鲜政策,也始终坚持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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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政变与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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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朝条约的签订,到壬午兵变爆发之初这段时间,迎来六十大寿的李鸿章由于母亲病危、去世而暂时离职回到了安徽省。代替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是张树声。张树声也是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是淮军最早的部将,后来升职成为治理广东省的总督。李鸿章不在时,据说对壬午兵变的积极政策都是张树声的主意,与李鸿章的方针、路线背道而驰,其实这是不对的。他们二人基本上都忠实地执行了幕僚马建忠铺设的路线,并没有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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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朝鲜旧部队,镇压了壬午兵变的武装政变后,淮军继续留驻在汉城充当亲清政权的后盾。李鸿章回到天津复职后,又向朝鲜政府内部派遣了顾问,加强了朝鲜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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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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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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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朝的这一态度,朝鲜也不得不拿出明确的态度。攘夷、锁国当然是不可能的,“开化”成为既定路线,然而在推行这一路线时,是遵照清朝的方针呢,还是反对呢,这里出现了分歧。于是,出现了所谓事大党和独立党,或者是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的区分,两者之间的相克也日渐明显。淮军支持的政权要人多属于事大党,他们占了优势;不满清朝的压力和干预的独立党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却明显处于劣势。而日本也感到不满,本以为签署了《济物浦条约》应该对自己有利,不曾料到清朝的势力无形间又占了上风,这导致了日本势力的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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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携手合作的独立党,终于在1884年12月4日,依靠日本公使馆的武力发动了推翻亲清政权的武装政变。这就是“甲申政变”。他们杀害亲清政权的要人们,成功地树立起新政府,却遭到袁世凯率领的淮军的攻击,新政府仅仅建立三天便被推翻,独立党的领导人金玉均和朴泳孝等逃亡日本,其党派也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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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武装政变的袁世凯年方26岁,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任职驻屯汉城的淮军参谋。袁世凯立功后很快就受到李鸿章的提拔,1885年秋作为北洋大臣派遣的代表常驻汉城。当时的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名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年轻的军人,今后竟会左右自己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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