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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条约的签署过程中，最重大的瞬间就在此时。这是因为之后李鸿章的行动，原本就决定了东亚的整个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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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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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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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清朝将朝鲜的自主名义化，转为加强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方针，不久这一方针就得以实践，正是“壬午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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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发生在1882年7月23日，朝鲜旧部队在汉城挑起暴动发展为武装政变，引退的朝鲜国王的生父——大院君李昰应掌握了实权。李昰应不仅仅攻击朝廷、杀害高官，政变的矛头还对准了日本公使馆，杀害了数名日本人，强行赶走花房义质公使，成为日朝之间的重大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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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公使死里逃生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派出四艘军舰、三艘运输船和一支陆军大队，再次命令他前往朝鲜。他提出要保护居留民，追究朝鲜政府暴动的责任，同时对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则也提出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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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清朝而言，壬午兵变也是重大事件，绝不仅仅是属国的内乱。照这样下去，朝鲜将屈服于日本的武力，被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琉球处分以来担忧的局势将成为现实。深感危机的清朝急忙派马建忠赶赴朝鲜，为了牵制日本平定内乱，还派出了由吴长庆率领的三千淮军。就这样，日清两国的军队陆续集中到汉城，稍有不慎，随时都有可能点燃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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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1821—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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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生儿子高宗于1863年继位后，大院君立即掌握政权，发挥了强大的领导能力，推动了政府权力的强化方针和锁国政策。执政十年后隐退，仍是壬午兵变等反政府势力必然拥立的对象（摘自冈本隆司《世界中的日清韩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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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房先到了汉城，开始和大院君政权谈判。朝鲜却采取拖延政策，急不可耐的花房离开汉城，以拖延可能导致关系破裂威胁强迫朝鲜接受其要求。花房前脚刚走，马建忠就来到汉城，绑架了大院君并送往中国，他率领的淮军讨伐并打败了朝鲜旧部队，原先的政权得以复辟。随后，又让朝鲜政府重新与花房谈判并签署了条约，日朝之间的紧张局势才终于有所缓解。这就是《济物浦条约》，时间是188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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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这一结果也基本满意。这是因为他们的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清朝也并没有介入，而是日朝之间直接谈判的成果。也就是说，朝鲜对日本按照《江华条约》中所规定的那样，是在自主、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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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对与日本交涉的朝鲜全权代表，发出指示的正是清朝的马建忠。要和将朝鲜视作独立国家的日本斡旋、阻止其行使武力，朝鲜对外关系上的自主虽说只是名义上，却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在绑架大院君和讨伐旧部队的问题上，马建忠一开始就公然干涉了朝鲜，而这完全是将朝鲜视作属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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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壬午兵变的结局，是建立在马建忠自行定义的“属国自主”之上，其中“属国”事实化，“自主”则不过是名义罢了。之后清朝的朝鲜政策，也始终坚持这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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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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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政变与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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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朝条约的签订，到壬午兵变爆发之初这段时间，迎来六十大寿的李鸿章由于母亲病危、去世而暂时离职回到了安徽省。代替他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是张树声。张树声也是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是淮军最早的部将，后来升职成为治理广东省的总督。李鸿章不在时，据说对壬午兵变的积极政策都是张树声的主意，与李鸿章的方针、路线背道而驰，其实这是不对的。他们二人基本上都忠实地执行了幕僚马建忠铺设的路线，并没有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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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了朝鲜旧部队，镇压了壬午兵变的武装政变后，淮军继续留驻在汉城充当亲清政权的后盾。李鸿章回到天津复职后，又向朝鲜政府内部派遣了顾问，加强了朝鲜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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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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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并本赖寿、井上裕正《中华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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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朝的这一态度，朝鲜也不得不拿出明确的态度。攘夷、锁国当然是不可能的，“开化”成为既定路线，然而在推行这一路线时，是遵照清朝的方针呢，还是反对呢，这里出现了分歧。于是，出现了所谓事大党和独立党，或者是稳健开化派和激进开化派的区分，两者之间的相克也日渐明显。淮军支持的政权要人多属于事大党，他们占了优势；不满清朝的压力和干预的独立党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却明显处于劣势。而日本也感到不满，本以为签署了《济物浦条约》应该对自己有利，不曾料到清朝的势力无形间又占了上风，这导致了日本势力的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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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携手合作的独立党，终于在1884年12月4日，依靠日本公使馆的武力发动了推翻亲清政权的武装政变。这就是“甲申政变”。他们杀害亲清政权的要人们，成功地树立起新政府，却遭到袁世凯率领的淮军的攻击，新政府仅仅建立三天便被推翻，独立党的领导人金玉均和朴泳孝等逃亡日本，其党派也几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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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武装政变的袁世凯年方26岁，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任职驻屯汉城的淮军参谋。袁世凯立功后很快就受到李鸿章的提拔，1885年秋作为北洋大臣派遣的代表常驻汉城。当时的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名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年轻的军人，今后竟会左右自己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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