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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幕僚于式枚（1853—1916）起草，可以看出李鸿章适当做了修改（摘自《李文忠公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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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淮军也攻击了参与武装政变的日本公使馆，日清之间的军事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但是，双方此时并没有在朝鲜一事上产生纷争。日本在1885年4月初向天津派出参议官内卿伊藤博文，清朝则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应对。经过两个星期的艰难谈判后，双方同意分别从朝鲜撤兵。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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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天津条约》只有简单的三条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规定再向朝鲜出兵时需要事先通知对方。眼下先撤兵，仍然想保留自由出兵权的李鸿章，和坚决要求“双方均一之主意”的伊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最终前者让步，终于签署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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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清之间相互牵制，避免了武力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了十年。朝鲜半岛虽然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双方却均未满足于这一结果，特别是做出了让步的李鸿章。然而，肩负北洋乃至整个清朝的军事重任的他，不能仅仅只考虑朝鲜半岛的事情。我们也暂且将视线从日本和朝鲜移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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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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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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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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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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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在南部与清朝接壤的越南就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10世纪，越南北部脱离中国的版图建立了独立王朝。之后中国屡次武力干涉，越南将其击退后又按照朝臣之礼朝贡，这种情形不断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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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统治越南的是阮朝。19世纪初，阮朝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扩大势力，统一了整个越南并向清朝朝贡，被封为越南国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情况，越南才得以避免受到法国和清朝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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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后半叶，法国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各地盛行，越南也出现了各种摩擦，传教士受到了严酷的镇压。法国海军为了保护传教士活动，采取了军事行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将越南的朝贡国柬埔寨纳入势力保护之下，并吞并了邻接的越南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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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国仍然不满足，接着又进入了红河流域、河内周边的北越，1874年3月15日与阮朝政府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条中规定，承认越南国王“主权以及对所有外国的完全独立”；第三条中规定，越南国王“感谢法国的保护，本国的对外政策遵照法国的政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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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清朝的总理衙门向法国表示，越南“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国”。法国却毫不理会，清朝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法国想利用《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将越南纳入自己的保护势力范围内，在事实上，这也成为越南正式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巨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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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看来，朝贡国和属国的越南与朝鲜呈现出了一种平行现象。它们都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规定了独立、自主。即使这些用语和它与清朝的关系相矛盾，清朝却没有积极地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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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正是海防论和塞防论的争议时期。东南方向是日本向台湾出兵，西方方向是收复新疆的战斗，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越南、朝鲜方面尚未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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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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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时局发生剧变。70年代末，清军进入北越镇压叛军，清朝和法国的对立开始加深。这是因为法国认为清朝的这一行动，违背了自己对越南加以“保护”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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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赶上琉球处分，属国灭亡的危机意识高涨。督促朝鲜与西方各国签署条约这一姿态的转变，同样也发生在越南。驻法公使曾纪泽在1880年11月，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书简，主张对越南的属国关系。毫无疑问法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清法两国之间围绕越南问题的艰难谈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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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在巴黎持续提出抗议，法国方面也不肯让步，双方迟迟未能达成妥协。1882年4月25日，500名法国军人占领了河内。清朝对此提出抗议，邻接的广西、云南两省的军队对北越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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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紧张的军事形势下，法国政府中止了和曾纪泽的协商，将交涉事项全权委托给驻北京的公使宝海。同年10月，宝海与清朝政府开始谈判，11月底在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达成协议，签署了三条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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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两国之间的纷争并没有就此平息。1883年初成立的茹费理政权否认了备忘录，并更换了宝海公使。紧接着，8月25日法国与越南政府直接签署了《顺化条约》，明确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对此，清朝显示出强硬的态度。同年年底和翌年3月，清军与法军先后在越南的山西、北黎发生了战役，清军节节败退，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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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李鸿章与旧友、法国海军中尉福禄诺在天津谈判，1884年5月11日签订了协议。然而，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两军发生冲突，清法陷入了全面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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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推移，法国在海上占了上风，清朝则在陆地上占据了优势。1885年，直属总理衙门的总税务司赫德的工作奏效，清法于4月4日在巴黎签署了停战协议，6月9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战争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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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