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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幕僚于式枚(1853—1916)起草,可以看出李鸿章适当做了修改(摘自《李文忠公尺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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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淮军也攻击了参与武装政变的日本公使馆,日清之间的军事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但是,双方此时并没有在朝鲜一事上产生纷争。日本在1885年4月初向天津派出参议官内卿伊藤博文,清朝则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应对。经过两个星期的艰难谈判后,双方同意分别从朝鲜撤兵。4月18日,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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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天津条约》只有简单的三条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规定再向朝鲜出兵时需要事先通知对方。眼下先撤兵,仍然想保留自由出兵权的李鸿章,和坚决要求“双方均一之主意”的伊藤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立。最终前者让步,终于签署了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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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清之间相互牵制,避免了武力冲突。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了十年。朝鲜半岛虽然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双方却均未满足于这一结果,特别是做出了让步的李鸿章。然而,肩负北洋乃至整个清朝的军事重任的他,不能仅仅只考虑朝鲜半岛的事情。我们也暂且将视线从日本和朝鲜移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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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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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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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在南部与清朝接壤的越南就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10世纪,越南北部脱离中国的版图建立了独立王朝。之后中国屡次武力干涉,越南将其击退后又按照朝臣之礼朝贡,这种情形不断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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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统治越南的是阮朝。19世纪初,阮朝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扩大势力,统一了整个越南并向清朝朝贡,被封为越南国王。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情况,越南才得以避免受到法国和清朝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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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后半叶,法国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各地盛行,越南也出现了各种摩擦,传教士受到了严酷的镇压。法国海军为了保护传教士活动,采取了军事行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将越南的朝贡国柬埔寨纳入势力保护之下,并吞并了邻接的越南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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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法国仍然不满足,接着又进入了红河流域、河内周边的北越,1874年3月15日与阮朝政府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第二条中规定,承认越南国王“主权以及对所有外国的完全独立”;第三条中规定,越南国王“感谢法国的保护,本国的对外政策遵照法国的政策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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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清朝的总理衙门向法国表示,越南“原本就是中国的属国”。法国却毫不理会,清朝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法国想利用《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将越南纳入自己的保护势力范围内,在事实上,这也成为越南正式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巨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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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看来,朝贡国和属国的越南与朝鲜呈现出了一种平行现象。它们都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规定了独立、自主。即使这些用语和它与清朝的关系相矛盾,清朝却没有积极地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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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正是海防论和塞防论的争议时期。东南方向是日本向台湾出兵,西方方向是收复新疆的战斗,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越南、朝鲜方面尚未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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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中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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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时局发生剧变。70年代末,清军进入北越镇压叛军,清朝和法国的对立开始加深。这是因为法国认为清朝的这一行动,违背了自己对越南加以“保护”的《法越和平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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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赶上琉球处分,属国灭亡的危机意识高涨。督促朝鲜与西方各国签署条约这一姿态的转变,同样也发生在越南。驻法公使曾纪泽在1880年11月,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书简,主张对越南的属国关系。毫无疑问法国政府对此提出抗议,清法两国之间围绕越南问题的艰难谈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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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在巴黎持续提出抗议,法国方面也不肯让步,双方迟迟未能达成妥协。1882年4月25日,500名法国军人占领了河内。清朝对此提出抗议,邻接的广西、云南两省的军队对北越发动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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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紧张的军事形势下,法国政府中止了和曾纪泽的协商,将交涉事项全权委托给驻北京的公使宝海。同年10月,宝海与清朝政府开始谈判,11月底在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达成协议,签署了三条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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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两国之间的纷争并没有就此平息。1883年初成立的茹费理政权否认了备忘录,并更换了宝海公使。紧接着,8月25日法国与越南政府直接签署了《顺化条约》,明确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对此,清朝显示出强硬的态度。同年年底和翌年3月,清军与法军先后在越南的山西、北黎发生了战役,清军节节败退,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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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李鸿章与旧友、法国海军中尉福禄诺在天津谈判,1884年5月11日签订了协议。然而,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屡次出现失误,两军发生冲突,清法陷入了全面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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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推移,法国在海上占了上风,清朝则在陆地上占据了优势。1885年,直属总理衙门的总税务司赫德的工作奏效,清法于4月4日在巴黎签署了停战协议,6月9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战争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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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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