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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原本是驻扎天津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华南以及南方的越南并不在他的管辖之内。由于种种原因，他对越南一向很冷淡。然而与宝海谈判并签署了备忘录以来，加上精通法语的马建忠从旁辅佐，他主导了对越南和对法国的政策，这是为了要和更重要的朝鲜局势取得平衡。他之所以对中法战争的军事行动不甚积极，正是在为朝鲜半岛做准备，而且同一时期，他不得不在和伊藤博文签署的《中日天津条约》的谈判中做出让步，也是中法战争的走向并不透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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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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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葛罗签署，左上方记载了条文（摘自《点石斋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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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来说，中法战争的结果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从主观上来看，属国关系仍然得以维系，法国的威胁被解除，就像《中俄伊犁条约》之后的西北边境那样，南部的边境也得以安定。如果将此与伊藤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结合起来看，李鸿章成功地除去了当时来自外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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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在外交中发挥出了铁腕作风，由此德国能够处于太平局面。看来李鸿章被称作“东方的俾斯麦”，倒也不是空穴来风。这一称呼的由来不过是将东西方的重要政治家进行比较和联想罢了，不过就外政上发挥的作用而言，两者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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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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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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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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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与李鸿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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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内容来看，从1870年开始高涨的清朝外政危机，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叶终于平息了下来。当然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可以说，他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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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的行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清朝的对外交涉中，几乎没有李鸿章不参与的。而且最后签署条约，也基本上都是李鸿章的任务。清法和清日之间的条约都以天津冠名，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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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外国，他们认为对方是李鸿章就可以谈判，也可以签条约。反而言之，此举意味着和其他官僚或官府，比如说首都的总理衙门就不一定能谈得通，或者说无法进入正式的谈判。概括来说，就是在谈判对方的信任感上有差异。李鸿章比起任何人，都对外国人富有说服力和决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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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和国内情况不无关系。首先李鸿章富有决断能力，因为李鸿章拥有清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最后承担责任。因此，政府和那些想要息事宁人的官员也故意将对外交涉委任给李鸿章。其中，外国人在背后议论的“延期衙门”，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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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四周，聚集了一批开明派和精通西方事务的人才。首先是军人、技师等军务相关人员，再者又因为他以贸易中心上海为基础，商人等从事贸易活动的也不少。其中，不光是类似马建忠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也有纯粹的西方人，李鸿章招揽他们成为幕僚，让他们尽情发挥力量。拥有这么多四面八方人员的官员，当时的清朝政府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外国觉得能够谈得通，也是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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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所谓近代化得到了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如说情况截然相反。主导了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和近代化相矛盾的。如果是近代化的政府组织，就应该有专门管辖对外政策、对外交涉的外交部和专任的官僚。可是，顶着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官衔的李鸿章只不过是一介地方官，就算有交涉的权限，也只限于对外参与北方的开放口岸而已。即使这样，他的实力和手腕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外务大臣，这只不过是趋势使然，一步一步导致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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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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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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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李鸿章实施的对外政策的内容上。《中日修好条规》的“所属邦土”、朝鲜的“属国自主”以及越南的属国与保护，都是以过去的朝贡关系为前提的，和近代的外交、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法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围绕这一属国概念，以及在与自主、保护的相关联的问题上，清朝和西方国家法国、以领土作为前提的日本更加对立，甚至引发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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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让步的程度缩减到最小，改善与两者的关系，是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做出的功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8世纪以前的对外关系，要论近代化，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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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和18世纪相比，清朝的对外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基于地缘政治要控制周边重要地区的战略意图，具有1870年化解对外危机的浓厚的安全保障色彩，这和传统的属国概念相结合。“所属邦土”不可侵犯是毫无疑问的，海防论中弃疆的提议也是出于此因。李鸿章的意见并不是丢弃不管让给列强，他的意思是将新疆作为朝贡国即属国，成为与清朝有一定关联的缓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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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表现得更加积极。不仅在以前的属国关系基础上将其作为与对手的缓冲地带，还规定属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欲从军事上加以保护。朝鲜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和越南的中法战争，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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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保护和传统的属国概念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属性。从琉球处分就可以看出，还未到使用武力来维系琉球存亡的地步。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们认识到，在安全保障上重要的地区，保护行为和属国的概念是不可分割、互不可缺的。换言之，对朝鲜和越南能够行使武力，是因为以往存在着朝贡、属国关系。对此，李鸿章于1884年曾做出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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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涉中提及属国，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缘自册封与朝贡乃基础也。册封、朝贡过去不甚重要。然在今日，尤为紧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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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权力政治的时代，就越要维持属国的存在，而传统的朝贡关系恰好就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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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