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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中日甲午战争这20年间，李鸿章的地位坚如磐石。即使受到众多政敌的攻击，他的权势也未受到过影响。话虽如此，这和他的夙愿是否能够实现，却是两码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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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真的实现李鸿章的目标，就必须改革支撑清议和科举的社会结构，诞生出明清时代以来存续的中间集团和自己势力基础的淮军的母体都需要被解体。也许他并不具备否定自身的意志和能力吧，应该说他陷入了极大的失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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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俾斯麦”，到底和铁血洗礼后的军事大国、国运昌盛的德意志帝国的俾斯麦，是似是而非的类比。这种称谓，想必李鸿章本人，也一定觉得很别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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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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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六章 “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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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96年 （摘自立德夫人《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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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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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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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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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的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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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李鸿章算得上是清朝头号的知日派。他在1872年给去世之前的曾国藩寄去的信函中如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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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军舰制造固然乃自强之策，然而中国的政体乃官与民、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即使实施最后也恐怕难以成功。……无论资金或是人才，皆远不及西方，尚且不如日本，乃实情也。日本在君主主导下官民齐心协力，资金人才源源不息。而中国即便一两名地方大官呼吁，然朝令夕改前途堪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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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是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就越是对日本感兴趣，甚至有了敬畏之心。这是因为他自身无法完成的官民一体的西方化、近代化在日本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把日本视作威胁，日本是“中国永远的大患”，也是他羡慕的对象。而这些观念在其他官僚身上，是极其淡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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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的海防争论实际上意味着制度改革遭受了挫折，李鸿章似乎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就悲观地预见到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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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所言愈发茫然无信，吾等只有尽其所能。否则，即使尽人事待天命，最终也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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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他在光绪元年（1875）寄给同一年通过科举考试的郭嵩焘的信中写的。郭嵩焘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与左宗棠、曾国藩是姻亲，还参与了湘军的创建。李鸿章向来对这位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同年的见识赞赏有加，在给他的信中李鸿章坦率地抒发感想。引用的这段话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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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身居要职，总不能光发牢骚吧。随后，除了开采矿山、铺设电线、开办学校外，李鸿章还开始创办军需、民用等所谓洋务企业。海军建设也有了进展，不仅在国内开始建造舰船，也成功地从欧洲采购了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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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缺乏关键性的人才，企业的经营运作陷入了效率极其低下的状况。即使如此，恐怕对李鸿章而言也要“尽其所能”，这也是无奈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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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海军的财源被挪用于颐和园的建设，军备无法更新。西太后的个人欲望与政治上的困惑等，这一点上能列举出很多原因吧！但是，北洋海军未能实现精炼化和强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原因，不单纯是武器和金钱的原因，这一点李鸿章本人是最清楚、最通晓的。因此，他对挪用一事并未公开提出过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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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围绕朝鲜半岛，李鸿章与日本不得不陷入了对峙的局面。在好不容易逃过了战争的《中日天津条约》签署的第二天，他向总理衙门发了一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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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大使历访欧美，竭尽全力以效仿，实乃治国之才也。一心专注于通商、善邻、富国、强兵诸政事，不轻言战争、吞并小国。再过十年，日本之富强指日可待。迟早或会成为中国之外患，目前并非紧迫之威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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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日本的伊藤博文也被称作是“东洋的俾斯麦”。自此以后，两名“俾斯麦”之间形成了某种信任关系。上面这段话是李鸿章持有的信任感的表明，也就是他对日本做出的评价。应该说他果然具备看到了十年之后“日本之富强”的慧眼，反而言之，清朝自身的举动也必须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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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威胁要让世人知晓，但是，清朝目前的军事力量尚无法与日本抗衡。因此，不能对危险做过低评价，也不能大肆煽动。“并非紧迫”这种说法便是苦心的体现，有必要向国内外显示不会输给未来“威胁”的军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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