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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5月1日这天，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身在北京。与他同一时期考上进士的杨味苑来看他，目的是炫耀自己写的书。李鸿章嘲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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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了进士，进不了翰林院，真是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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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味苑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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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翰林院还空有宰相的头衔，却当不了文官，不也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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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自卑心理受到了刺激，李鸿章勃然大怒，拿起拐杖追打杨味苑。杨味苑只好狼狈地逃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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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李鸿章76岁。如果这件事是真的，应该李鸿章的行为是凶残的、野蛮的，如此高龄却有此等精力确实让人惊叹。更让人感慨的是，他的矜持与官界的常识之间的鸿沟竟然如此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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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他身为肩负清朝命运的中流砥柱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作为一名地方大官，他的业绩到底不是他的本意。尤其是20多年的洋务和海防。洋务与民政、内治脱离，成为军事和外交，是由于撞上了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这一堵墙壁，无奈之下的结果而已，并不是他所期望的。聪明而又自负的李鸿章，认识到这堵墙壁无法突破后，他只是没有犯下有勇无谋、头脑发热最终失败的愚蠢错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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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堵墙壁，同样地竖在了批评李鸿章的梁启超面前。不，还不只是梁启超。之后的中国改革家、革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不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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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不，应该说是正因如此，人们不时会从投机的角度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描写。中国谴责他是“投降主义”“卖国”或“误国”，外国也评论他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现在也是如此。而由来之一，无疑就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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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的一生具有的意义，于中国自不必多说，对日本也是极其重大的。这样一来，最重要的是紧密联系当时的文脉进行分析。梁启超试图完成对旧时代的总结和新时代的展望，如今的日中双方也都迫切需要思考这一点。李鸿章和他的时代，不正是恰当的材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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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关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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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由于所有的事情都和李鸿章有关，相关的参考文献几乎不胜枚举。然而，要论李鸿章的事迹，它们无一都是片面的，未能成为素材来源的依据。无论哪一个场面，最后都不得不将同一时代的李鸿章以及相关人物的文章加以直接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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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纪传体正史的本家中国，出版了大量的李鸿章传。我逐一阅览，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这些传记都缺乏趣味性。这是论述方法和写法都被定格了的缘故。中国的历史书都有这样的特点，并不仅仅体现在李鸿章传中，不过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往往勾不起人们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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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不是如此，李鸿章也是一位散文式的人物。用“散文”来比喻，也许太具文学色彩了。虽说也不乏戏剧性的场面，却也称不上英雄，他的事迹与感动或兴奋无缘。这一点和他的恩师曾国藩以及后继的中国革命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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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交战时呼吁“名教奇变”，孙中山则用“革命未尽”来总结自己的一生。这些都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足够上演一出好戏。李鸿章却完全不是这样，他留下的文章也都是公务性质的，和文学没有什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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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因，使得李鸿章不受大众喜爱，日本人也难以注意到他。然而，却不能就此下结论说，他的生平并不重要，或是毫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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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曾经的幕僚吴汝纶编纂了李鸿章的文章，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版发行，题为《李文忠公全集》，共165卷。这部庞大的文集收罗了奏折、书信和电报等，通读全卷的话，便能大致知晓李鸿章的公务活动情况。奏折是正式文书，固然很重要，却很难看出真实的想法。电报在当时用于重大事件的往来，在思考各个事件上必不可缺，但过于简洁，有些难懂。因此，最有阅读价值的，就剩下书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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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忠公全集》中收录的书信，分为“朋僚函稿”“译署函稿”和“海军函稿”三种。“朋僚”是指寄给官僚、朋辈和友人的，“译署”是指寄往总理衙门的，“海军”则收录了1885年成立的海军衙门的往来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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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文章并没有完全收集于此。很早开始，就有人一直在发掘、整理和公开《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集到的东西，其中还是以书信占绝大多数。如《李文忠公尺牍》《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李鸿章家书》《李鸿章手札》（《近代史资料》第91辑）和《李鸿章致张佩纶书札》（《历史文献》第9辑），等等，都属于辅助性的文献。潘鼎新是淮军的将领，张佩纶是清议的官僚，后来当了李鸿章的幕僚并成为他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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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将这些成果集大成，编纂出版，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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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9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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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2002年以来，作为国家项目推进的中国清史编纂业的成果。在已经出版的文书基础上，又网罗了未曾公开的文书，堪称完美。今后估计会成为主要的工具，可惜固执的笔者往往还是使用那些之前收集，已经习惯的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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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开始就去钻研这些资料，往往会消化不良，还是需要有指南性的读物。中国出版的为数众多的李鸿章传，可以用于这一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首屈一指的文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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