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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时代，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袁世凯出生时，中国正受清朝这一王朝政权统治。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曾经出现过最和平最繁荣时代的政权之一。18世纪后半期的乾隆时代便是其中的典型，也是清朝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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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此时已经不再是太平盛世。内忧外患之下，各种事件已经不足为奇，于是清朝着手建立能与之对应的体制。这里暂且将其称为“督抚重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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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是上面提到的总督与巡抚合起来的简称，明末以后，用来指那些统辖一省或是几个省的军政、民政的地方大官。清朝皇帝统治汉人，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这些总督、巡抚来实现的，这是清朝的基本结构，历代皇帝都把对他们的利用和管理当作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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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彻底的，要数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帝。他亲自掌握、限制督抚的行动，在地方行政上贯彻自己的意志。在统治上取得的改革成就，是雍正帝的努力取得一定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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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历代皇帝都能像雍正帝那样实行独裁统治。特别是经过18世纪的繁荣后，中国的人口从17世纪末的1亿人猛增到4亿，翻了4倍后，原先的政治体制也就渐渐地出现了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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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确立并按照当时的规模延续下来的皇帝独裁以及官僚制度，已经无法掌控和统治18世纪后爆发性膨胀的民间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日益显著。19世纪初出现的内忧外患，便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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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庞大的社会矛盾加深，旧的秩序下无法收容的人群增多，倘若官府不能提供保护，那么就只能是自己保护自己。由此产生的非法组织虽然不像字面意义上那么隐蔽，姑且还是按照惯例称呼它们为秘密结社吧！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每个地方的自卫组织也有所发展。人们称其为团练。两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加剧了治安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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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服从权力或是反抗权力，民间进行武装活动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虽然各个地方的进展不同，事态各异，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社会的军事化”，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时期、相同条件下，产生于相同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社会的军事化成为清朝全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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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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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的军事化”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治安的恶化方面，而是呈现出内乱的模样。这是由于反抗权力的一方汇集好几个秘密组织，引起大规模的叛乱，太平天国、捻军都是如此。而顺从权力的一方为了与之抗衡，各地都组织团练和义勇军，来充当地方的防卫。纠集众多的义勇军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镇压叛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这一个时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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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的特征体现为，从“社会的军事化”发展而来的义勇军和以往总督、巡抚主导下的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为了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负责管辖的总督、巡抚必须要掌握、指挥义勇军。然而，实际上这一流程是反方向的。指挥义勇军的首脑，会逐步被任命为总督或巡抚，结果同样是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所辖地区，拥有财政权力来维持军事力量。北京的中央政府再凌驾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清末的政治结构。督抚重权指的就是这种权力比重向地方的督抚转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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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经过政治斗争后有所弱化。继位的同治帝尚且年幼，代行其职责的是母亲西太后。这就是“垂帘听政”。太后执行政务时，因为身为女性不方便抛头露面，便在前面垂下帘子，这种政治形态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并不是史无前例，西太后自己也颇为拿手。尽管如此，毕竟她只是代理，不可能像康熙帝、雍正帝那样拥有对总督、巡抚和地方大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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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不及时到位，还不如下放权力。北京想要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下达适当的指示，比起上一个世纪，局面更加复杂多端，变动也非常快。倘若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情况立即处理的话，就会来不及收拾局面。要是事事都要上传遥远的中央等待指示，就很难避免事态的恶化。实际上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由此清朝也最终缩短了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暂且放下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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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尽可能地批准地方的裁量权，并使其发挥手腕和力量，更为明智。随着“督抚重权”的日益显著，北京权力的削弱超出了预想，转变成顺应这一形势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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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下，内乱终于得到平息。极度恶化的治安，也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按照当时的年号被称作“同治中兴”。当时正值19世纪70年代，正是袁世凯出场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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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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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传统的人事系统受到了破坏。在汉人官场上，通过科举考试任官的称作“正途”，也就是正规的仕途之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场的被称作“杂途”，也就是走后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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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走后门，有很多办法。最普遍的一种叫作捐纳，字面上是捐款的意思，然而其报偿是获得科举的学位和官职，说白了就是买官。买官虽然在清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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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上崇尚的是正途，杂途具有浓厚的阴暗色彩。不难想象的是，那些买官的人难免会由此而感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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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客观的角度来看，科举是对儒教经典和其注释的死记硬背，就算是通过了科举，也不能判断其人是否有能力。至于这些人能否担当重任，就更是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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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传统的选拔人才方法能在平时起效，在非常时期也只能起到反作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人才，而正途并不能保证充分供应这些人才。于是，从杂途录用人才的方式逐渐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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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在军务上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最紧要的是维持治安，其中必不可缺的是具备实力的军队，其主力则是由督抚掌握、平定了内乱的义勇军。督抚为了维持并加强军力，在其管辖的地区训练军队，筹集军费，并制造西式武器。中国的学术界一般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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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类任务并不包含在以往的官僚制度当中，一些通过杂途进入官界的特殊人才就这样得到录用。因此，当时最大最强的义勇军——李鸿章的淮军，是拥有这种特殊人才最多的机构，也是形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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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了科举正途的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投奔到了淮军分支的吴长庆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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