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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服从权力或是反抗权力，民间进行武装活动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虽然各个地方的进展不同，事态各异，但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统称为“社会的军事化”，因为它们是在同一时期、相同条件下，产生于相同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社会的军事化成为清朝全国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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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抚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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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的军事化”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治安的恶化方面，而是呈现出内乱的模样。这是由于反抗权力的一方汇集好几个秘密组织，引起大规模的叛乱，太平天国、捻军都是如此。而顺从权力的一方为了与之抗衡，各地都组织团练和义勇军，来充当地方的防卫。纠集众多的义勇军组建大规模的军队镇压叛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成为这一个时代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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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的特征体现为，从“社会的军事化”发展而来的义勇军和以往总督、巡抚主导下的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为了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负责管辖的总督、巡抚必须要掌握、指挥义勇军。然而，实际上这一流程是反方向的。指挥义勇军的首脑，会逐步被任命为总督或巡抚，结果同样是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所辖地区，拥有财政权力来维持军事力量。北京的中央政府再凌驾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清末的政治结构。督抚重权指的就是这种权力比重向地方的督抚转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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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清政府的权力经过政治斗争后有所弱化。继位的同治帝尚且年幼，代行其职责的是母亲西太后。这就是“垂帘听政”。太后执行政务时，因为身为女性不方便抛头露面，便在前面垂下帘子，这种政治形态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并不是史无前例，西太后自己也颇为拿手。尽管如此，毕竟她只是代理，不可能像康熙帝、雍正帝那样拥有对总督、巡抚和地方大官的领导力和统治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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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不及时到位，还不如下放权力。北京想要对地方的情况了如指掌并下达适当的指示，比起上一个世纪，局面更加复杂多端，变动也非常快。倘若地方政府不根据当地情况立即处理的话，就会来不及收拾局面。要是事事都要上传遥远的中央等待指示，就很难避免事态的恶化。实际上也时有这种情况发生，由此清朝也最终缩短了自己的寿命，这一点暂且放下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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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尽可能地批准地方的裁量权，并使其发挥手腕和力量，更为明智。随着“督抚重权”的日益显著，北京权力的削弱超出了预想，转变成顺应这一形势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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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体制下，内乱终于得到平息。极度恶化的治安，也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按照当时的年号被称作“同治中兴”。当时正值19世纪70年代，正是袁世凯出场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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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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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个时代传统的人事系统受到了破坏。在汉人官场上，通过科举考试任官的称作“正途”，也就是正规的仕途之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官场的被称作“杂途”，也就是走后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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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走后门，有很多办法。最普遍的一种叫作捐纳，字面上是捐款的意思，然而其报偿是获得科举的学位和官职，说白了就是买官。买官虽然在清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但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迅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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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社会上崇尚的是正途，杂途具有浓厚的阴暗色彩。不难想象的是，那些买官的人难免会由此而感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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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客观的角度来看，科举是对儒教经典和其注释的死记硬背，就算是通过了科举，也不能判断其人是否有能力。至于这些人能否担当重任，就更是无从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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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传统的选拔人才方法能在平时起效，在非常时期也只能起到反作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人才，而正途并不能保证充分供应这些人才。于是，从杂途录用人才的方式逐渐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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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况在军务上表现最为明显。当时最紧要的是维持治安，其中必不可缺的是具备实力的军队，其主力则是由督抚掌握、平定了内乱的义勇军。督抚为了维持并加强军力，在其管辖的地区训练军队，筹集军费，并制造西式武器。中国的学术界一般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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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类任务并不包含在以往的官僚制度当中，一些通过杂途进入官界的特殊人才就这样得到录用。因此，当时最大最强的义勇军——李鸿章的淮军，是拥有这种特殊人才最多的机构，也是形势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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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透了科举正途的袁世凯也不例外。他投奔到了淮军分支的吴长庆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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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庆，字筱轩，安徽省庐江人，从淮军创建初期就是得力干将。他原本在老家组建警备队打仗。李鸿章的淮军，正是安徽省这些众多的集团集结而成的。吴长庆麾下的军队取了他名字中的“庆”字，被称为“庆字营”或是“庆军”。这也是惯例，比如刘铭传的部队叫作“铭字营”或“铭军”，充分体现了其私人军队的性质。话虽如此，吴长庆对统帅李鸿章很是顺从，每逢战役必定率军跟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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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吴长庆立下军功，被提拔为浙江提督。虽然是浙江省的汉人中职位最高的武官，却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他的实际任务是，将其麾下大约3000人的核心部队驻扎在山东省的登州。登州是坐拥北部开放口岸的要地，吴长庆在此维护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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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叔叔、养父袁保庆是结拜兄弟。这是因为吴长庆的父亲在庐江老家和太平天国交锋时，袁保庆曾经派出援兵相助。前面已经提到过，袁保庆去世时，吴长庆亲自为其下葬。想必养子袁世凯也是由于这一缘故，才进了吴长庆的部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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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5月，袁世凯前往庆军驻扎的登州，就任“营务处会办”一职。字面很难理解，实际上相当于一名参谋。这一年他虚岁23岁。光看年龄的话，就相当于现在大学毕业后刚参加工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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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是当时无法走上正途的子弟们普遍的想法。依靠关系找一份差事，早就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因此，袁世凯的就职和参军，也并无特别之处。即便如此，在此期间，他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崭露头角，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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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进了驻扎在登州的部队，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个幸运儿。然而，能够把握住这一良机并充分发挥，却是只有他才具备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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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良机指的是什么呢？是指隔着黄海与山东半岛遥遥相望的朝鲜半岛的局势。袁世凯的飞黄腾达之路，就始于这段渡海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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