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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行动中，仅仅身为一名参谋的袁世凯，也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要说他做了些什么，起到了什么作用，具体却不清楚。不过，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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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存在和言行，也在他与马建忠的交往上体现出来。马建忠的报告书中数次提到他，并让他负责与部队司令官吴长庆之间的联络。可以说是参谋的本分工作。于是，袁世凯通过与吴、马二人的合作，镇压了朝鲜方面的叛军，日后的清韩关系就此确定下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或许袁世凯在这一局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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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讨伐了朝鲜旧军的吴长庆部队，控制了整个汉城的治安。就在这时清军中开始涌现不满之声。驻扎朝鲜的日军并不强大，现有的吴长庆部队就足以应对，朝鲜政府也就没有必要再支付巨额赔款来向日本妥协、求和了。因此，他们对议和首领的疑虑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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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日军再次进入汉城，看到他们的弱态时，清军中原先的疑虑明确地化作了批评。甚至有人“痛骂”谈判者，也就是马建忠“想要依靠日本出人头地”，此人正是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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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谈判者，对贵国（朝鲜）冷淡，向外夷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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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一去，眉叔（马建忠）必来。损贵国者，非此人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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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叔（马建忠）之辈，一味依靠日本而为贵国所重，依靠日本与贵国而为北洋（李鸿章）所重。迎合竞走贵国之士依附追从，对内有违民情，对外将受侵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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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翻朝鲜方面的记录，可以找到上述文字。此文甚至上升为对北洋大臣、淮军统领李鸿章的批判，谴责他只退不战，一心想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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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这些愤慨，表面看赔款是直接原因，其实是因为他们得到消息，李鸿章有意将吴长庆的部队“划归马建忠之下”，马建忠将取代吴长庆成为他们的头领，或是位居吴长庆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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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去管其他人，至少对袁世凯来说，与其说他与马建忠在政见或政策上存在分歧，倒不如说出于他对收留自己的吴长庆的义气，或者说是忠诚吧！派系虽然不同，但不是在政策或政局上，而应该看作是年轻人的侠义之情，或是感情上的偏袒吧！与地方的局势产生共鸣，将这些批判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反而是本国的那些李鸿章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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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的平息，并没有受到北京官场肯定，反而被认为是对日本的过分让步。这一看法与袁世凯等人的意见相同，恐怕正是由当地流传而来。于是，对所谓的软弱外交的执行者马建忠及其上司李鸿章的谴责之声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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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壬午兵变的主角马建忠由此下台，再也未能踏上过朝鲜的国土。在朝鲜拥有实力的，反而是吴长庆在汉城的驻军，袁世凯也因功被提拔为正五品官，地位得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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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政局并未就此稳定下来，政府的姿态飘摇不定，很快就发展成为党派之间的对立，再次引起了内乱。于是，袁世凯发挥了超出壬午兵变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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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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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武装政变夺取的政权被推翻后，朝鲜政府的权力重新掌握在闵氏手中。然而，政界还是分为两派。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汉城驻军所代表的清朝势力急剧扩大，这让朝鲜政府感到极其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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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对镇压内乱一事感谢不尽，然而也有很多人持相反看法，他们认为前所未有的、以绑架大院君为开端的内政干涉并非所愿。恐怕国王高宗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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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倾向于前者的加深了对清朝的依赖，而倾向于后者的，则加强了对清朝的反抗。这形成了所谓“事大党”和“独立党”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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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之间的分水岭原本不是非常清晰。壬午兵变刚刚平息时，双方大概都对清朝爱恨交织，党派的界限也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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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货币发行和大规模贷款等激进的改革不断遭受挫折后，负责策划的少数少壮派政治家们，开始感到了焦虑。他们是金玉均、朴泳孝和洪英植等人。他们认为，妨碍他们进行改革的正是消极保守的亲清派，以及他们背后的清朝势力，两者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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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党派之间反目成仇，改革派最终决定仰仗日本的势力行使武力，这就是1884年12月的“甲申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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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这一时期发动政变，和中国的军事局势有很大关系，局势直接对汉城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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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为了争夺北越的势力与清朝对立，河内一带的军事冲突演变为战争，即中法战争。在此前的1884年4月底，清朝为了加强北京周边的防卫，将壬午兵变之后一直驻扎在汉城的庆军调遣回国。并不是全军都被召回，约有一半部队1500名士兵留在当地，当地的朝鲜军队也接受庆军的训练和指挥。而负责这些部队的，正是年轻的参谋——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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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海军在南部不断取得胜利，清朝陷入不利的军事局面中。对改革派而言，这是清朝的军事压力暂时减退的大好时机，他们认为不能错过这一良机而加快准备，更是可想而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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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在由洪英植担任总办（大臣）的邮征局（邮政厅）的开业庆祝晚会上，武装政变拉开了帷幕。他们利用身边的日本公使馆守卫一个中队的兵力，将国王转移到景祐宫后，杀害了保守派的政府要人，宣布成立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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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这一步，应该还在改革派和其支持者日本的意料之中。可是，在一旁注视局势发展的袁世凯，却无法袖手旁观。他果然没有违背此前对马建忠的痛斥之言，不行安逸妥协之策，毅然决定与日军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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