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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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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政变实质上是清朝与日本的武力冲突,无论事态如何平息,都必须由两国来达成和解。第二年,即1885年4月18日,清朝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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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规定了以下三点:四个月内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军;朝鲜的军事教官从日清以外的国家派遣;朝鲜发生内乱需要派兵时,两国须事先互相通知,事态平息后立即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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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简略,但双方从4月3日开始,在天津前后谈判了七次,才达成了协议。谈判之所以非常艰难,是因为清朝试图保留向朝鲜派兵的权力,而日本则坚持“相互主义”要求对等,两者相持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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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甲申政变得到平息。清朝虽处于优势,在条件上却和日本基本对等,倒也不难看出它做出了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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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谈判的李鸿章,作为掌管朝鲜问题的负责人,必须尽快地对甲申政变进行善后。清朝国内舆论虽然依然强硬,然而顾忌到与法国正处于交战这一形势,不能再冒引发战火的危险了。局势不允许清朝和日本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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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朝鲜而言,局势愈发严峻。日清两国在天津谈判的关键时期,朝鲜政府内部出现了私通沙俄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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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政府的外国人顾问穆麟德,制定了从沙俄聘请军事教官的计划,与沙俄秘密接触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而且,它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招聘军事教官,而是为了对抗清朝的势力,将朝鲜纳入沙俄的保护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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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穆麟德是被清朝雇佣的德国人,受李鸿章器重,任命他前去压制日本的势力。穆麟德与金玉均等人敌对,在甲申政变时也镇压了其党派,的确是没有辜负李鸿章的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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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穆麟德本人并不全部赞同清朝的举动,他认为清朝对朝鲜的干涉有点过火,因此感到不快。他认为朝鲜摆脱清朝的势力,才是正当的和有利的。与沙俄之间的秘密策划,也是基于这一方针的举动。对提拔并派遣他的李鸿章而言,是何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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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7月,招聘沙俄军事教官的计划暴露,清朝意识到此事对己不利,对穆麟德的背信弃义勃然大怒,立即将他赶下了台。这就是所谓朝俄密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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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朝鲜半岛的国际局势,到此为止实际上只与日清两国利害相关。随着沙俄的介入,事态变得错综复杂。还不仅仅是沙俄,就算没有沙俄,也有在中亚地区和沙俄针锋相对的英国。英国一直对东亚的局势抱有戒备之心,先发制人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当然,此事完全没有联络或事先通知。这就是所谓的巨文岛事件。到了这时,事态已不仅仅是清朝和日本的对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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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说占据了优势,清朝也未能放手不管,乐观面对这一形势。首先最重要的是,朝鲜政府的稳定与否。无论是壬午兵变,还是甲申政变,都起源于政府内部的党派纷争,以及外国势力与之结合。要想防止它们,只能依靠外部的压力。而能够施加压力的,从客观上具体来看,当前也只有清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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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惧怕沙俄而与清朝加深关系,日本的外务卿井上馨与李鸿章就朝鲜政策协商后,虽然未能付诸实施,却也制订了八条具体方案,这些事情都和上面所述原因相关。在这一局势下,袁世凯的存在开始逐渐变得醒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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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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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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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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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甲申政变的主角,袁世凯是当之无愧的一人。20多岁的年轻参谋果断采取行动,决定了清朝最为重要的对外关系的归属。身在本国的李鸿章,也不得不开始注意到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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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从镇压甲申政变之后,就立刻计划要把壬午兵变时绑架并扣押在保定的大院君送回汉城。大院君是高宗的亲生父亲,可以作为清朝的人质来防止朝鲜政府的蠢蠢欲动。而这也原本是袁世凯出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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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本人的意愿,强行绑架后又将其送回,这一行为本来就蛮不讲理。可不管怎么说,清朝对朝鲜政策的首次出手就是如此。1885年9月22日,清朝看准了日本的态度后,决定正式将大院君送归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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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在甲申政变后不久,从汉城回到了中国。他在老家隐居了一段时间。化解了政变,挫败了日本的野心,几乎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正因为如此,同僚的嫉妒和日本的责难,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李鸿章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表面上对他呵斥。三十六计走为上,袁世凯索性回到老家观望形势,以便养精蓄锐。这种行为模式,后来也经常可以看到。在周围人看来,都以为他是因为失意而隐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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