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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10月30日，袁世凯被任命的职位是“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这个名衔看上去冗长难懂，正如字面意思，这个职务是集朝鲜的对外交涉与通商事宜为一身。当然这是李鸿章的举荐。推荐信里，李鸿章先是称赞了袁世凯的能力和资质，称其“具有胆识，才略过人，能辨大局”，接着又分析了当地的局势和所需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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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与国外的贸易日益繁盛，各国公使都聚集于汉城，故一切临机处置都要依靠于清朝的辅佐。应加强该人员权限，使用此头衔来干预对外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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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又将他比作“西洋列强向其属国派驻之人员”。因此，袁世凯前往朝鲜赴任时，在他的名片中加上了英文“Resident”这一名衔，意思是有如英属印度具有较大权限的英国“常驻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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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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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袁世凯派驻朝鲜，他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干预其内政和外交。他本人也领会得很到位，言行举止都贯彻了这一方针。应该说是对他的安排适得其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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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会进一步提拔袁世凯，赋予他这一任务，是来自他深重的危机感。而所有事情的导火索，仍然是朝俄密约事件。与其说是出于对沙俄的畏惧，倒不如说是关系到清朝对朝政策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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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将大院君送归汉城时，曾向高宗提出了一份意见书，名曰《摘奸论》，意思是揭发驱逐奸恶之徒。这篇文章不仅是他个人认识、政策的总结，还可视作坦言了清朝的立场。文章首先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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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之权力，原本乃上国所有。壬午、甲申中镇压内乱就是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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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保护朝鲜之权力，只有上国清朝可以独占。随后，他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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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之属国，内政外交由其自主。西方却非如此。只是收取年费，内政外交无法自主，获取之财物，也归宗主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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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了清朝的属国与西方世界的属国之间的区别，逼迫朝鲜从中做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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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开头部分的“保护”和末尾的“属国自主”，两者有着紧密的关联。上国清朝，保护属国朝鲜是本该有的姿态。然而，至今为止，朝鲜如若不主动要求自主，别说朝鲜本身了，其他的国家也无法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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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清朝而言，当时就连这一点也岌岌可危。《摘奸论》虽然指的是沙俄，却不仅仅限于沙俄。甲申政变时，朝鲜投靠了日本。后来，美国也出现了。也就是说，属国除了上国清朝外，还向其他国家寻求保护，犯下了大忌，需要加以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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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被委以重任的，便是袁世凯。他是一名年轻的军人。他的思考和行动，都直接而且彻底。他亲自护送大院君回国的遭遇，给他本人和清朝本国脸上都抹了黑，想必他也是耿耿于怀。这种性格和姿态，换作平常的外交，反倒会起到相反的作用。然而，对当时的清朝和李鸿章的对外政策来说却是必要的。这是预见性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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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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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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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表明这一举措奏效的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十年，袁世凯的地位丝毫没有动摇。这一事实就胜过任何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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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袁世凯对朝鲜一直推行高压政策。他平常的态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就能感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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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写给袁世凯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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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扎汉城一年左右，李鸿章原本认为他虽然“忠亮英敏”，却容易妥协，如今却赞赏他“丝毫不让人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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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前往王宫，不把国王放在眼里。在朝廷上他在众多官员面前不可一世。他与外国使节们划清界限，不轻易与他们往来，每逢庆典活动必定与他们针锋相对。他的种种行为，受尽了内外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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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他要让朝鲜和外国看到“上国”作威作福。这些还不仅仅限于日常的交往、惯例性的典礼以及礼仪。在历史上尤其重要的，往往是与政治外交相关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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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袁世凯与外国人顾问德尼之间的对立。德尼是美国的法学家，曾经是常驻上海的总领事。李鸿章在穆麟德之后，将他与袁世凯一道派往朝鲜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