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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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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一行为否定了自己侍奉的君主的存在，并威胁到了和自己一样生活在汉城的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他写了名为《清韩论》（China and Korea ）的英文小册，同时批评了李鸿章的朝鲜政策。他指出，朝鲜是国际法上也是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清朝和袁世凯却对其加以蹂躏，干预其内政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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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德尼的说明和主张较为极端，朝鲜和外国在观点上也不乏存在共通之处。朝鲜在德尼发声之前，曾向欧美派出过常驻的外交使节。当时，袁世凯反复发出抗议，并提出各种条件加以干预，朝鲜政府和美国当局也都予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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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是对沙俄，袁世凯对美国也开始戒备。它们都以派遣军事教官的方式，来威胁“上国”清朝对朝鲜的“保护”。在此之上，又发生了向欧美派遣使节和德尼事件，对立愈发变得尖锐了。外国列强异口同声向清朝当局发泄对袁世凯言行的不满，朝鲜政府也忍无可忍，要求清政府召回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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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鸿章的信任却毫不动摇。这是因为，袁世凯忠诚地实施了他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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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问题日渐恶化，难以挽回。赴任三年，屡次调整之苦心、见机之救济，局外人不甚了解，吾却心知肚明，数次提醒其不要锋芒过露。拜读贵函，其见识度量愈发加深，实感欣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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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88年8月李鸿章寄给袁世凯的书信。就在这封信中，他痛骂德尼为“区区蟊贼”，其“诬蔑之辞”和“邪说”都不足为信。四年后的1892年，他又在奏折中推举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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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朝鲜，首先是正其属国之名分而防止其僭越，其次对外国，用心交际而阻其欺瞒侵略。凡是有关体制、利害之处，事先预防，临机处理，事后挽回，无不把握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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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满篇都是赞美之辞，却并不为过。当时，袁世凯34岁，对其能力李鸿章也是颇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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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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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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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从客观上来看，局势也倾向于对袁世凯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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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角度来看，倒不如说之前是逆境。和朝鲜政府、外国政府的冲突越是厉害，就越是要诉求自己的地位来突出自我，这样才能忠实地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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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没有就此退却。如果政府谈判这条路行不通，他便利用王室礼节，或是通商金融等手段，不惜一切来证明朝鲜是清朝的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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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并没有立即取得预期的结果。然而，事态的好转，连他自己也察觉到了。朝鲜政府的反抗有所减弱，和他之间也出现了转圜余地。他投入的大量精力，终于逐渐获得了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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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谷令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防谷令是朝鲜地方官员颁布的暂时禁止粮食对外输出的命令。每逢歉收时有关官员会经常颁布防谷令，1889年10月在咸镜道颁布的防谷令，也是按照惯例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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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按照日朝之间的通商规定，实施防谷令需要提前一个月通告日本政府。因为日本的主要进口商品就是粮食。然而，此时，朝鲜方面并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日本，于是日本方面正式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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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月，虽然防谷令被撤销，然而由于这一期间禁止交易，从事大豆出口的日本贸易商人遭受损失，日朝之间围绕赔偿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总而言之，这件事原本和清朝、和袁世凯几乎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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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后的1893年，日本政府派遣自由党系的政论家大石正己前往汉城担任公使，事态急转直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声称要通过列国会议将朝鲜纳入日本的保护国，否定了朝鲜对清朝的属国地位。对此，清朝和袁世凯都加强了警戒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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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担心的是，日本和西方各国联手支持朝鲜的自主、独立，朝鲜也与之遥相呼应。因此必须除去可能策划此举的大石。防谷令的赔偿谈判中朝鲜当局前来商讨对策时，袁世凯伺机进行了干预。他想乘此机会搅乱谈判，使日朝产生对立，以达到拉大石下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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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性格粗暴，漠视礼节，始终采取威胁无礼的谈判态度，引起了朝鲜政府的反感。袁世凯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目的，日朝之间的对立不断升级，最后大石宣布将行使武力，发出了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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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联络协调下，危机总算得以解除。在后者的劝说下，朝鲜政府同意支付赔款，防谷令事件就此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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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坚持到底的袁世凯，面对本国上级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之间的妥协，想必心里并不愿意吧！即使如此，这一结果是日本的巨大失败。事件平息后，日本很快就更换了大石，由常驻北京的公使大鸟圭介兼任朝鲜公使，就是证明。反倒是袁世凯收获颇丰，不光是将大石赶下了台面，自从他赴任以来与朝鲜政府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得以好转，朝鲜对清朝的依赖也愈来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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