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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认为这一举动只会给日本造成口实，对袁世凯的回国犹豫不决。然而关键就在此处。局势日渐对袁世凯不利，四面楚歌之际，他不断提出申请，又在7月15日再次发出急电，以患病为由，将所有事务转交给部下唐绍仪，要求即日离开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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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无心开战的李鸿章，此时却为袁世凯的要求从旁说情，略微让人感到意外。也许，他是想庇护年轻有为的袁世凯吧！李鸿章同清政府斡旋，两天后终于批准了袁世凯的回国请求。又过了两天，7月19日，袁世凯从汉城出发离开了朝鲜。此时正是大鸟公使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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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袁世凯抵达天津后便立即前往李鸿章处汇报，并数次与要人见面。清朝与日本陷入交战状态，精通朝鲜国情的袁世凯自然不能置身事外。8月4日，李鸿章任命袁世凯担任清军的补给官，派往平壤。9月下旬，到达沈阳的袁世凯得知平壤沦陷，和同事周馥一道留在了沈阳。自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踏上过朝鲜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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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为打败仗的清军补给四处奔走的袁世凯，在翌年即1895年5月，以母亲患病为由辞去了官职。自从归属庆军以来，他积累的赫赫战果也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几乎化作了云烟。可以说是回归到原点，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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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和清政府中枢的要人李鸿藻书信往来频繁。李鸿藻的名字与李鸿章酷似，二人却没有亲属关系，李鸿藻反倒是李鸿章的强大政敌。在战争的紧要关头，与此人加深往来，不愧是具有不同凡响的政治头脑。在袁世凯5月写的书信中，总结了甲午战争并对三国（俄国、德国、法国）干涉做了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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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三国助我等，必有二心，他国乘虚而入，可见其企图。我方自强之路，刻不容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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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颇引人注目，可以说，尽数预见了以后的历史经过中呈现出来的内外问题。而这一意见，也只能是出自在汉城常驻多年，与列强周旋在权力政治当中，又经过半年多的补给任务，亲眼目睹了本国军队的脆弱和失败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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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如此的话，看上去似乎失败的年轻岁月，绝没有白白付出。军事能力和外交能力，成为试图卷土重来的袁世凯的目标，也成为他人无法企及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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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二章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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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义和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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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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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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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自此以后，内外的局势截然不同于以往。袁世凯本人当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首先要从关系到他本人进退的情况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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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清战争”，顾名思义，是日本与清朝的战争。汉语称之为“中日甲午战争”，基本是一样的。然而仔细分析其内容的话，就不能这样概括了。这是因为，清朝方面与日军作战的，几乎都是李鸿章领导下的淮军和北洋水师，也有人直接将之称为日本对李鸿章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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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举一国之力作战的日本，或是对认为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行为的普通日本人而言，这一点颇为难懂。然而，在当时的清朝体制下，这却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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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讲过，清朝对汉人的统治，既是君主独裁制，同时也是地方分权制。虽然皇帝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当地的统治权却委任给了地方官，特别是总督和巡抚。皇帝或者说是清政府，通过控制各省的督抚，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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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变化便是督抚重权。经过内乱频频发生的19世纪后半叶，督抚获得了远远超过以前的裁量权与权限。他们为了镇压内乱、维持治安，不得不在当地拥有并行使有效的军事力量，要实现这些，必须独自拥有丰富的财源和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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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自然而然地衰退了下去。或者可以说是通过自行减退，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从体制上来保证这一点的，正是将政治责任变得模糊不清的“垂帘听政”。身处顶峰的西太后无论有多大的权力欲望，要想独断专行，也会受制于其所处的地位，而且她也不见得有这样的野心。既然自己的统治力量微乎其微，那么就委托给通晓时局的督抚们。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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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率领中国最大、最强的军队，负责维持沿海地区的治安。这里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的淮军、北洋水师虽说是自给自足的义勇军，事实上却占据了国防军的地位。为了对其进行维持和运营，军事上自然不用说，同时还汇集了通商、实业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众多人才。袁世凯也称得上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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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终究是一名地方官员，他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他负责沿海地区的防卫，其延伸便是所谓的朝鲜问题。他一手处理朝鲜问题，便是出于这一原因，结果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他负责与之战斗，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看作是对外战争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只要皇帝没有直接参与，那么在统治结构上，仅仅是某一地区出现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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