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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二章 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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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义和团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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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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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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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是东亚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自此以后，内外的局势截然不同于以往。袁世凯本人当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首先要从关系到他本人进退的情况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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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日清战争”，顾名思义，是日本与清朝的战争。汉语称之为“中日甲午战争”，基本是一样的。然而仔细分析其内容的话，就不能这样概括了。这是因为，清朝方面与日军作战的，几乎都是李鸿章领导下的淮军和北洋水师，也有人直接将之称为日本对李鸿章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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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时举一国之力作战的日本，或是对认为战争是国家之间的行为的普通日本人而言，这一点颇为难懂。然而，在当时的清朝体制下，这却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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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讲过，清朝对汉人的统治，既是君主独裁制，同时也是地方分权制。虽然皇帝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当地的统治权却委任给了地方官，特别是总督和巡抚。皇帝或者说是清政府，通过控制各省的督抚，来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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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变化便是督抚重权。经过内乱频频发生的19世纪后半叶，督抚获得了远远超过以前的裁量权与权限。他们为了镇压内乱、维持治安，不得不在当地拥有并行使有效的军事力量，要实现这些，必须独自拥有丰富的财源和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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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自然而然地衰退了下去。或者可以说是通过自行减退，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从体制上来保证这一点的，正是将政治责任变得模糊不清的“垂帘听政”。身处顶峰的西太后无论有多大的权力欲望，要想独断专行，也会受制于其所处的地位，而且她也不见得有这样的野心。既然自己的统治力量微乎其微，那么就委托给通晓时局的督抚们。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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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率领中国最大、最强的军队，负责维持沿海地区的治安。这里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的淮军、北洋水师虽说是自给自足的义勇军，事实上却占据了国防军的地位。为了对其进行维持和运营，军事上自然不用说，同时还汇集了通商、实业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众多人才。袁世凯也称得上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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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终究是一名地方官员，他的管辖范围是有限的。他负责沿海地区的防卫，其延伸便是所谓的朝鲜问题。他一手处理朝鲜问题，便是出于这一原因，结果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他负责与之战斗，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看作是对外战争的行为，在当时的中国，只要皇帝没有直接参与，那么在统治结构上，仅仅是某一地区出现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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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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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对李鸿章的实力和政策的认可，给清朝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安定，李鸿章也借助西太后的权威，在众多反对声中巧妙地实现了自己的方针。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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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结构却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便是时代的更迭。督抚重权和垂帘听政带来了19世纪70年代的稳定，当时，李鸿章50来岁、西太后也才30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可是，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时，西太后迎来了60岁大寿，李鸿章也是虚岁72岁的高龄。时间无情地将他们变成了老人，而几乎被人忘记的幼帝却转眼长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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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五年（1889），虚岁19岁的光绪帝开始亲政，垂帘听政宣告结束。君主独裁制从制度上重新得以实体化。由于皇帝尚算年轻，最终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中，但光绪帝本人对明君辈出的清朝天子这一意识，却毫不减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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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中央官僚们对以李鸿章为中心的督抚重权，一直心怀不满。除了思想和政见存在分歧之外，李鸿章一派独占的地位和权力，也加剧了他们在经济利益上的不公平感。他们鼓吹儒教的意识形态和攘夷思想的原则论，经常谴责和弹劾李鸿章总是顺应现场的形势轻易与外国达成妥协。这就是所谓的“清议”。这股势力虽然受到了西太后的压制，却汇集到长大成人的光绪帝四周，他们试图利用皇帝在制度上拥有的独裁权力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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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累积并爆发出来，就是日清两国的开战。虽说目的和考虑各自不同，西太后和李鸿章都想要避免开战。而最后导致开战的，外因是日本的陆奥外交，内因则是以光绪帝为中心的反对派的策划。如果放在十年前，或许会被驳回。可是，如今的状况却与以往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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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垂帘听政和督抚重权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前者随着满怀热情的光绪帝的登场，中央政府的存在感日益增强。而后者由于中国最大的军事力量被歼灭，地方督抚的权力比重出现了绝对性的下降。一直保持着均衡的清末权力构造，瞬间产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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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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