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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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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在装备和军纪等所有方面都效仿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军队。在硬件装备上，除了毛瑟枪、马克辛机关炮等武器外，望远镜、电话机、帐篷、毛毯等器具，制服、鞋、药品等随身必备的日用品也应有尽有，都是国外生产的优质产品。新军在征募新兵上非常严格，要求提高士兵的忠诚度，严惩犯罪行为等，在纪律方面也采用了西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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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常识，这一切再理所当然不过了。然而在当时，这是对整个过去的颠覆，意味着对旧习俗和积弊的彻底否认。毫无疑问，曾经亲眼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的袁世凯，一定在此用上了他当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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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想优化装备、严肃纪律、强化军队，仅仅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的，需要能干的干部来辅佐他。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提供了这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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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在1885年为了强化自己的淮军、培养陆军士官而创建的西式军校。很多教官都是来自德国的退役军人，学堂还派遣学生去德国留学。1885年，五名留学生首次学成回国，其中一人便是段祺瑞，另外还有冯国璋、王士珍等人，此时都成为袁世凯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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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且不论其人如何，他们都和袁世凯一道担负起了下一段历史。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他们就任新军干部这个时期。袁世凯以他们率领的摇篮时期的新军为资本，逐渐展开了政治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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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枪打出头鸟，袁世凯的各种尝试性的举动，也许在周围人看来十分出格，过于引人注目，于是出现了诋毁之声。还有人上奏告发他过度仿效西方，工资与分配不公，甚至有行贿受贿和贪污的嫌疑。“如此妄谬”“兵民怨恨不已”等批判，来自胡景桂等御史，也就是政府的监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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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弹劾来自胡景桂的同乡李鸿藻的指示。他们原本应该是举荐袁世凯的人物，此时突然转变了态度，可见政界是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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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弹劾中庇护了袁世凯的，是荣禄。1896年6月，荣禄收到弹劾后，作为上级和负责人前往现场核实。回来复命时，他断定胡景桂的弹劾缺乏事实根据，指出袁世凯“统治新军逐一到位，号令赏罚极其分明”，并称赞说“再过一两年一定会成为强大的部队”。由此，袁世凯逃离了危机。不仅如此，到了第二年，他的成绩受到好评，晋升为直隶按察使。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的司法长官，但他的任务仍旧是小站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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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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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关系很多地方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荣禄很看好袁世凯，不过也有人说是后者事先去接近前者的。如果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李鸿藻之所以疏远袁世凯，也是因为察觉到了这一点。总而言之，致力于西式军队建设的汉族军人和与宫廷极度接近的满族大官，在此时互相帮助，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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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袁世凯上奏北京，报告新军的师团组织已经初期完成，还要扩大规模到步兵8个大队8000人、炮兵2个大队2000人、骑兵2个大队1000人以及工兵1个大队1000人。当时实际目睹了小站的英国军人也评论道：“在西方人看来也非常完美，是中国唯一的军队。”袁世凯的新军规模虽小，却堪称中国最精锐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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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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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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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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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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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致力于小站练兵这一时期，内外的政治形势却是风起云涌。他再次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影响其进退的狂风暴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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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变本加厉地压迫弱小国家，不是吞并或分割领土，就是从经济上掠夺权益。这个时期已经不再停留在通商或市场的扩大上，而是涉及资本输出了。对经历了甲午战争、向世界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清朝，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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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为了支付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费和赔款，从1895年到1898年期间屡次向俄、法、英、德等国累计借款3亿两白银。当然不可能是白借，作为代价必须出让各种各样的权益。接下来，列强又直接投资制造业，铺设铁路和开矿。最赫赫有名、也是最重大的例子，便是沙俄的东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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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多言，沙俄是三国干涉的主角。虽然《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由此回到了清朝手中，然而失去了淮军和北洋水师后，清朝就连用来炫耀的武力都没有了。为了与日本对抗，翌年清朝与沙俄签署了同盟密约，不得不允许其铺设、经营和西伯利亚铁路相接的横贯东三省的铁路。这就是东清铁路，成为以后经济权益、政治外交的一大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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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并不会就此消除。1897年11月，德国以本国的传教士在山东省巨野县遇害一事为借口，派遣军队占领了胶州湾，翌年3月，又逼迫清政府承认其为租借地。“租借”从字面上解释是借的意思，然而为期99年的租借，几乎等同于占领，当时的实情不如说带有这一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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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了先例，那么势必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与清朝原本是同盟国的沙俄也乘虚而入，1897年12月占领了旅顺和大连，翌年3月将其变为租借地。与此对抗，英国占据了对岸山东省的威海卫以及香港的新界，法国也在1899年11月租借了广州湾。列强分别以各自的租借地为中心，划定了所谓的“势力范围”。日本也让清朝发布了不割让它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获取的台湾的对岸福建省的宣言，虽说晚了一步，但也加入了列强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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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些被瓜分的“范围”内的，当然还是从前的居民，这个社会依然如故。但是，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或是有关的外国人如何看待当时的局面，采取了何种行动，必须先和客观史实分离开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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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国国内逐渐高涨起来的，是对所谓“瓜分”的危机意识。就像切“瓜”一样，中国被分割开来，而这些危机意识对政局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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