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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倡导的变法主要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为了使其正当化，他把孔子标榜为改革者。这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而且将其扩大的手段也和以往的政治活动有着极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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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宣传变法，康有为在各地成立了强学会和保国会等团体，还发行了《强学报》和《时务报》等机关报。它们是以众多的下级官僚和广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政治结社、新闻机构，和李鸿章等少数地方大官推动的以往的改革在这一点上存在区别。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活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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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逐渐高涨起来。三国干涉以来，投靠沙俄的清朝政府对外政策失败，被瓜分的危机意识不断累积，对当时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沙俄敌对的日本让他们感到期待，并对日本模式的变法产生了某种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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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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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康有为的屡次上书终于有了成效，获得了在中央高官面前发表见解的机会。当然，比前一年更加加剧的对被瓜分的危机感，在这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他的主张在政府内部得以扩散，1898年6月11日，清朝颁布了《定国是诏》，即光绪帝下令正式开始变法。这一年的干支是戊戌，因此也被称为“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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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康有为率先变法的，是光绪帝本人。他颁布《定国是诏》后，又在9月中旬陆续下达命令将康有为的变法构思具体落实下去。区别于督抚重权，这次的变法由中央主导，这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一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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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是以明治日本为模范的改革，大致上说来，就是将以前的体制改革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国家体制。单个的改革方案涉及多个方面，虽然也有以前就实施的“殖产兴业”和军队改革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人才培养和行政机构的重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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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废除了以往的科举制度，建立起新的学校制度。就像前面提到的北洋武备学堂那样，当时计划系统性地建立称作“学堂”的西式学校，并率先在北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就算是在当今的日本，考试或是就业的制度哪怕稍有变化也会大惊小怪，在中国这般巨大的社会，而且是具有千年以上传统的科举制度，积累多年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可以说正如字面意思那样，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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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则以废除“冗官”（即职务重复、没什么实际工作内容的职位）为核心。以往中央、地方主要的部门和官职，由此遭到废除。行政改革就算是受到的支持再多，由于牵涉既得利益，也无法草率进行。这与时间和地点无关，即便是在如今的日本，也很难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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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变法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举措。无论中央或是地方，都对接连发来的诏令感到惶恐不已。在负责施行的各地，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恐慌，不久后，它们便演变成为对变法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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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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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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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戊戌变法的激进改革，并未得到周围的欢迎。即使没有公然反对、违背光绪帝的敕命，但大家也没有积极地去迎合，因此，变法计划几乎未能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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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袁世凯的动静又是如何呢，也是让人捉摸不透。仅仅从他前后的言行来看，很显然他是支持改革的人物。“小站练兵”时的军队西化，更是不用说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他给李鸿藻的书信中也透露了这一点。去天津赴任前受到光绪帝接见时，他也曾讲述过自己的改革方案。甚至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的具体建议，才有了小站练兵对他的任命。因此，对康有为的思想和运动，他并不是完全反对的。不仅如此，他本人还亲自加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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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11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前面提到过它是一种政治结社，不仅举行集会和讨论，还从事翻译和出版，制造改革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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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之际，支持强学会的人士也不少。其中不乏知名的达官贵人。当时，被北京传唤前往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强学会，并出了资。他的参加绝不是形式上的，当他动身前往小站时，康有为给他举办了践行会，就可见其一斑。虽然记录的日期不相吻合，无法判断这场饯行会的真伪，但两人从此时开始建立关系，估计是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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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赞成改革，并不等同于要加入变法。这是因为，变法并不是改革的唯一且绝对的方法。而且，之后的袁世凯专心于练兵，和变法的相关时局，特别是北京的中央政府相距甚远。要说在此期间的关联，无非是和荣禄加深了往来。也许这件事是关系到袁世凯进退的重大事件，然而以他的地位，还无法立即参与到变法当中，来左右政府的方针。对待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更具体地说，对待《定国是诏》颁布之后的戊戌变法，袁世凯的态度依然是不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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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甚至有人指出，袁世凯加入强学会的举动，与其说是与变法、康有为产生了共鸣，倒不如看作是他四处建立人际关系的政治行为之一而已。变法与袁世凯的关系，与其说是他主动参与，不如说是变法派对他主动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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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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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话来描述康有为这个人物，应该说是一名思想家吧！而且，他并非稳重严谨的思考者，而是擅长既成理论的知识分子，性格偏向于轻率。他之所以怀有改变历史的改革思想，并断然发起了政治运动，原因在于他的这种性格容易走向极端。另外，他充满了思想家们常见的独断性，有些地方缺乏灵活性。一旦他的思想定型后，便不会轻易改变。而且，他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合理化，大量伪造历史记录，欺骗了不少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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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起用了他的光绪帝，与冷静沉着的君主形象截然无缘。前面提到他在心急之下接连颁发敕令，就可窥见一斑。在关系到改革政策的人事方面，似乎也是如此，对看不顺眼的人毫不留情地罢免。《定国是诏》刚一颁布，由于意见上的分歧，他就罢免了自己多年的老师、心腹翁同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和与外国保持何种关系这一政府的基本方针也息息相关，再加上背后隐藏的西太后势力之间的关系，不能只将之归结为光绪帝的性格问题。即便如此，古今东西，人事问题都是官僚们最为关心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希望光绪帝谨言慎行的，恐怕不仅仅是笔者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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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轻率这一点上，君臣二人甚为相似。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比重有所提高之际，他们掌握大权，不顾周围的意见而大举推动了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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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首都北京，还是地方上，即使赞成变法，也对这些举措颇为冷淡。戊戌变法的方案，虽说有所举动，却迟迟不见成效。光绪帝、康有为君臣二人性格急躁，自然是坐立不安。于是，变法派开始弹劾看上去持反对态度的官僚。这样一来，反对派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们相应地上奏弹劾康有为，局势瞬间转变为党派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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