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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领导淮军并就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驻扎在离首都不远的天津，同时还掌控发达地区的江南。看起来他似乎支撑着整个清朝的政治，可是，在制度上他不过是一介地方官员而已。重要的是西太后和中央默认了这位影响全国的地方官的政策，李鸿章得以在各个方面发挥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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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并非地方，而是北京独自拥有了军事力量。中央政府当然可以采取独立的政策方针。戊戌变法就已经是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典型。但是没有武力作为后盾，就不具备实施的能力。而这次的西太后政权，终于获得了军事能力和实施能力。他们会采取何种方针呢？那就是“排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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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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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荣禄进京谒见西太后，袁世凯代替直隶总督处理天津的后事。荣禄位同宰相，西太后的心腹裕禄被任命为新的直隶总督，10月5日到任。而完成了总督代理任务的袁世凯则回到了小站。在他本人来看，也就是回到了以前的平常生活而已，然而事情绝不仅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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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个月后的12月6日，袁世凯出现在北京。第二天进宫，甚至荣获在西苑骑马的恩赐。这一赏赐用意太过明显，估计是西太后政权对他在政变中的行动表达谢意，或者应该称之为论功行赏吧！不仅仅是赏赐，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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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即1899年春，因为这三年训练新军成果颇丰，袁世凯得到荣禄的举荐，6月中旬升任工部右侍郎。大约半年后，12月初，他又被任命为署理山东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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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命意味着他将成为毓贤的后任。前面提到的毓贤，由于站在义和团一边唆使排外和教案，受到西方列强的责难，要求罢免他。因此，中央政府把毓贤召回了北京，由袁世凯来填补他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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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真正用意并不很清楚。至少没有史料来证实这些事情，只能凭借想象，不过想必其中很微妙吧！来自外国的批判不得不顾及，但是朝廷的本意，一定和毓贤的方针有着共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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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用和荣禄关系深厚的军人出身的袁世凯作为后任，一定是为了保持人事变动上的平衡。想必一定是期待袁世凯，能够实施恰当的政策来体现出北京的微妙意向。那么，奉命领职的袁世凯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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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年底，袁世凯抵达山东省的首府济南，上任后，他立刻上奏陈述了自己的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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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一扫匪贼安定民生，对外重视交际加深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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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任地颁发的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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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传教获政府许可，有保护责任，不得妄自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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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如此微妙的立场，还能这么旗帜鲜明地做事，正是袁世凯的作风。朝鲜的时候也是如此。此时他刚刚41岁，也许是意气风发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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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直指义和团，他却宣布要重视和外国的关系，讨伐匪贼，来保护基督教。签署的条约中有此规定，清政府也无法阻拦，最多也是口头批评“做过了”而已，这和朝鲜时代同出一辙。而此时，究竟要如何镇压义和团，其实并不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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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3月，袁世凯正式被任命为山东巡抚。他很快又获准带走小站训练过的新军。新军从制度上已经改成为武卫右军，处于荣禄的指挥之下，这一举措大概也是出于荣禄授意，但是其意图却不甚明了。就如上奏时所说，维持山东的治安这一目的应该是有的。话虽如此，他本人对所属的清政府的政治方针、附近的军事局势是如何考虑，如何判断，又是如何实施的，却很难判断。有人提出批评，认为袁世凯的军权相对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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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袁世凯的方针与实力是明摆着的。公开表示要扫荡匪贼，以及拥有少数却最精锐的部队，都为他带来了下一次的转机。义和团从山东开始迁移北上，其主要的活动舞台转向了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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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与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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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迁往的直隶省，处于西太后的心腹、总督裕禄的掌管之下。面对这种局势，想必荣禄也一定是犹豫不决。可是，他的态度，至少是周围人对他的看法，却和邻省的袁世凯有很大的不同。有本书中写道：“裕禄不但没有取缔，反而招待、引见匪贼头目，如宾客般厚待。”所谓“匪贼”指的是义和团，在此种情形下，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了直隶一带。对基督教徒的袭击、杀伤自是不用说了，他们还破坏教堂、线路、车站和电线柱等，大有摧毁所有西方引入事物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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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发生的一件事情成为转折点。义和团在涞水县发生暴动，与清朝的军队冲突，杀伤了他们的司令。势力扩大到3万人的义和团毁坏了正在建设中的铁路，占领了涿州城。清政府这才感到惊慌，6月初连忙派遣宰相级的刚毅等人前往当地视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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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是满人，也是西太后的亲信。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主张开战，很受瞩目，不过他的立场始终是以北京、中央为本位。当时有传闻说他甚至主张满人至上主义。他主张废除参与变法的光绪帝，因此在排外政策上他也是当时的头号分子，可以说是代表政变后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家。据说这次事件，也是他主动请缨，要前去视察。当然，他的初衷是说服暴徒让他们解散，最终让事情得以平息。没想到这次派遣，却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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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5月底，义和团就毁坏了北京周边的铁路、车站和电线等，感受到了威胁的列强公使团决定于5月28日派出军队保卫外国公使馆，他们不顾清政府的制止，强行派海军从天津登陆，进入了公使馆区域的东交民巷，人数先后合起来大约有450人。外国军队的入京关系到清朝的颜面，激发了义和团的反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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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刚毅等人与占领了涿州的义和团进行会谈。刚毅表扬义和团为“义兵”，并鼓励他们展开活动。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周边的破坏行为变本加厉，与外国士兵的冲突屡屡发生，列强也超出了保护本国国民的界限，对义和团展开了大规模杀戮。附近的民众因同情义和团而不断加入，其势力不断增大。事件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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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负责保卫北京城的董福祥手下的甘军，在11日瞄准了只身乘坐马车外出的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并将其杀害。这样一来，清政府再也无法在义和团和列强之间保持平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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