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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鸿章保持其地位长达25年，是所谓的国家砥柱，而袁世凯是否如此，却是两码事。既然存在着30多年的时空差距，实际情况和李鸿章的时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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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的年龄虽然没有太大的差异，当时的李鸿章却已经是地方大官之首。虽然他的竞争对手、比他年长的左宗棠仍在，李鸿章的声望却远胜一筹。相比而言，此时的袁世凯，还不过是个年轻小辈而已。这是因为从上一代就和李鸿章素有交集的长江沿线的实力督抚，两湖的张之洞和江南的刘坤一等人依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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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是以科举考试第三名的成绩合格的精英中的精英，成为中央官僚后崭露头角，随后担任地方官员政绩颇丰，精通当地政务游刃有余；刘坤一前面已经讲过，出身军人，也是长年担任江南总督的泰斗级人物。外国列强在围绕经济利益进行谈判时，也无法忽视此二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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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刘坤一在义和团事件平息之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联名上奏，对清朝整体的变革提出了详细的倡议。这份意见书被称作《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光奏文就能编成一本大厚书。当然这一举动可以视作东南互保的归结，整个中国也终于开始走向变革。这一改革被叫作“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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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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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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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准确地追究它的起点，也许众说纷纭，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已经拥有傲人成绩的两人发挥了领袖作用。不久，刘坤一死去，尚且年轻的袁世凯瞬间与张之洞平起平坐，最后甚至呈凌驾其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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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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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职位后，袁世凯先是在直隶的省会、内陆的保定驻扎下来，配置了带来的两万新军后，开始对义和团的残党进行讨伐。其实，这一举措并不是他的主要业绩，保定也不是他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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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省的中心城市，毫无疑问是天津。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在北京建都后，开始将天津作为对外港口城市。之后，元明清三代的首都都位于北京，天津也一直保持着军事上的要害地位。不过，要说是否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却让人怀疑。即使在19世纪中叶开港以来，也未曾期待它能达到上海那样的贸易发展程度。因为说到底，它不过是北京的出入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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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处迎来转机的是，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驻扎于此，同时开始推进海防、外交活动。这一带原本就是产盐地区，以前就曾发挥了一定的财政经济作用，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天津才具备了以前不曾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历史久远的天津在这个意义上只是一座近代城市罢了，而且，它的政治色彩更加浓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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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天津经常成为重大事件的舞台。再加上外交手腕卓越的李鸿章的功绩，被命名为《天津条约》的条约也就不止一件。这里曾经发生过最大的教案，这次的义和团事件，天津也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而沦陷，被列强占领。袁世凯就任就在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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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占领政策由联军在1900年7月30日成立的都统衙门作为临时政府来执行。日军占领了北部地区，青木宣纯中校以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临时政府。他原本是日本公使馆下属的武官，袁世凯培养新军时他曾经担任过军事顾问，深得袁的信任。在此，二人又有了密切来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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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衙门多方施策的用意所在，仍然是维持治安。在组织机构压制义和团等匪贼们蠢动的同时，还要整理和保护居民的财产，改善生活环境，防止匪贼势力的渗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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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占领政策大约持续了两年，直到1902年，施政权才返还给了清朝。后继者自然是管辖天津的总督袁世凯。他们在同年的5月开始谈判，7月达成了一致。就这样，袁世凯终于稳固了自己的大本营。天津获得飞跃性发展，成为如今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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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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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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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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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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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从列强手中正式获得天津施政权的袁世凯，忠实地继承了之前都统衙门的方针。这是因为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维持治安是目前各方最关心的大事，这种做法是最合适的。不知道是否他从一开始就有这一意图，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新政”、最发达的西方化，在天津得以实施。这被称作“北洋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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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成功的是袁世凯仿效西欧和日本，在天津创办的警察机构。汉语叫作“巡警”，是极富先驱性的举措。巡警制度很快就普及了整个直隶省，直到1905年，中央政府甚至成立了巡警部，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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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返还天津之前，袁世凯就着手建设巡警机构。他就任后不久就在保定效仿“西法”创设了警察局和警务学堂，其中心人物是新获提拔的部下赵秉钧和从日本警视厅招聘的三浦喜传。他还将此上奏了朝廷，开始实施这一试验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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