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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29 在清代的中国,原本是没有专业警察的。日常性的犯罪搜查,通常是由当地的行政机构,或是常备军下属的绿营军来执行的。但是,这项功能自从19世纪以来就不再完整,前面提到的团练曾取而代之,维持当地的治安。义和团事件暴露出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正因如此,都统衙门也好,还是后继者袁世凯也好,都不得不引进新的警察制度并重视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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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34 天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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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36 (出自《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珍品档案图录(1655—1949)》,天津市档案馆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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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38 当然,酬劳待遇也很不错。就拿1906年初来说,巡查长每月能拿到12两白银,巡查则有6两,有记录称“待遇相当不错,报名人数众多”。这一时期,机构规模达到了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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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40 天津的行政改革当然不仅仅是巡警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路、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防疫、医院等医疗设施,以及关系到各行各业的各种学堂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和完善。这些都是对都统衙门以来的政策的推进和扩大,可见以前的机构和做法,都不能充分适应形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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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42 天津的所谓北洋新政,也就是以维持治安为基础,将以往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换言之,当局以积极掌握居民生活为目标,并深入其中,提高了行政措施和机构密度。否则,重建秩序将难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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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44 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6]
1705924145 天津经济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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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47 这里起到作用的,首先是城市的膨胀与变化。天津城市人口仅在19世纪后半叶的半个世纪,就增长了两倍以上。当然不可能是自然增长,更多是大量的人口流入,同时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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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49 于是,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以领袖绅士为中心,盛行起所谓的“善举”,指的是扶贫、抚养孤儿、保护寡妇等慈善事业。善举的普及扩大,在当时是包括天津在内的城市社会的一种趋势,然而仅仅依靠它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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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51 流入的人口,是希望能够在此落脚并生存下去,人们期待到了天津就能混口饭吃。这也意味着天津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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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53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是中国的对外经济获得重组、扩大的时期。如果将统计数据进行单纯比较的话,1883年的贸易量为1.4亿两白银,20年后的1903年达到5.4亿两,增长将近4倍,远远超出了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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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55 这主要是因为大豆、羊毛、皮革、棉花、鸡蛋等以华北为主要产地的新的出口商品的增加。这段时期,比英国落后一步的欧美各国逐渐完成了产业革命,它们对农业产品的需要有所增大。天津作为拥有广阔腹地的一大集散地,例如羊毛、棉花的出口都呈现大幅度的增长,如此的贸易盛况和经济活力造成了人口流入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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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60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出口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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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62 19世纪前的特产茶叶、丝绸以外的产品出口在这一时期急速增长。(出自木越义则《近代中国与广域市场图》,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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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67 天津的棉花和羊毛出口(1867—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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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69 (出自杉山伸也、Grove Linda编《近代亚洲的流通网》,创文社,1999年,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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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71 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有利于维持治安,巡警等新政措施是必不可缺的。这些措施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些措施的成本都大大超出以前,需要新的财源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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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73 都统衙门统治时期,例如修建道路和警察的运营等财源,都以捐款的“捐”为名目,向居民征收。当然,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负担,却只是临时性的,并不属于正规的法定课税。袁世凯也沿用了这一方法。居民之所以能够承受这一负担,也是由于外国贸易中天津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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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75 进而言之,即使是“新政”,其背后显现的经济活力,或是“捐”的负担,不仅仅是袁世凯的天津独有的现象。例如,前辈的张之洞在同一时期,致力于湖北、湖南的殖产兴业,改革币制、开采矿山并建设炼铁厂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而这些显著的功绩也都来源于汉口这一开放口岸不断增长的外国贸易,天津和华北也是一样。这些同一时间发生,绝不仅仅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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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4177 拥有与外国贸易直接挂钩的开放口岸的各省,为取得经济上的发展,采取了各自的政策措施。直隶的袁世凯和湖北的张之洞便是典型的代表。当时的所谓新政,是在各省督抚的领导下推行的个别举措,并不是整个中国实行的统一政策。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将会很难理解之后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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