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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看来，如果强大的邻国敌人俄国或日本任何一方胜利，清朝的立场都将会非常为难。最好是双方都伤筋动骨，一蹶不振。而大家基本都认定，俄国将会取得胜利。想必就连交战国的俄国本身，都是这么猜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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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袁世凯对日本采取了善意的姿态。当时，他对建立了满洲军总司令部下属特别任务班并从事对清工作的青木宣纯的活动进行了大力支持，也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他与青木交往多年，原本交情就不浅。然而，倘若起源于此的话，袁世凯未免太投机取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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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以日本的险胜告终。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从俄国在东三省的权益中获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以及旅顺、长春之间东清铁路支线的经营权。对此，清朝政府并没有保持沉默。虽然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却始终是徒劳。对日本的反感，从这段时期开始逐渐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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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1905年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府举行了北洋军的大型军事演习活动，即“河间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近代军队的野战演习。此举的意图可想而知，在宣布北洋六镇改编完成的同时，对刚结束交战的日俄以及外敌进行示威。翌年秋天，又在河南省彰德府举行了部分北洋军和南部新军的联合演习，称为“彰德秋操”，也是一场受到国外瞩目的大型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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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清朝在日俄获得多项权益的东三省任命了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整体的总督为徐世昌，各地的巡抚分别为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一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日俄秘密协商将东三省的势力圈进行南北分割。虽然尚不清楚清朝是否对此有所察觉，但清朝这些措施，应该从对抗外国这一脉络中加以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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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袁世凯名副其实地一步步占据了可以与往年的荣禄、李鸿章相齐的地位。在统治要害的军事和外交上，他已经成为万人瞩目的存在。然而，也许是时局过于动荡不安，这一局面未能像19世纪的李鸿章时代那样稳定并得以持续。这不仅仅只是袁世凯个人的问题，也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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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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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四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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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辛亥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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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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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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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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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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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百册纪念号中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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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之瞬间，实为中国两大异常之动力碰撞互斗、分分合合、新陈代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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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于1901年底，在日本从事记者活动时创办的杂志，上面这段话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按照他的史观，进入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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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是中国史上未曾有过的Nationalism的勃兴。汉语中有的称为“爱国主义”，有的称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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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明、社会或集体都有着自尊的意识。然而要称之为民族主义，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民族意识，即自己所属的集体和生存的土地是不可分割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对立民族的存在，“无法忘记的他人”这一概念，也与这一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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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族意识产生于19世纪的末期，来自西方和日本列强施加的压力，特别是面临“瓜分”这一外界危机。经历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应该不难理解这一外部压力造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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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愈发地高涨起来。概括来说，是对列强的抵抗。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抵抗，那么之前的排外、攘夷也无疑是抵抗。之所以将它们看作是新的阶段，是因为这些抵抗具备了新的观念和概念，以及采取了新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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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攘夷如果换作抽象的说法，是指对异物的排除。是对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明本身的蔑视和拒绝。无论是体制尊崇的儒教，还是反体制的邪教，都选择将其排斥。其典型便是教案事件，由此才会出现义和团和北京朝廷的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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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强进攻北京，朝廷退避西安显露出排外、攘夷的局限性，因此不得不转变对抗的方向。不是拒绝不同文明的存在，而是抵抗同一文明中的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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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具有象征性的是前面提到的瓜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把“瓜”切开来“分”，无疑是把一个整体四分五裂的意思。四分五裂之前，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体的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前提。因此可以说，瓜分这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民族主义的显露了。瓜分即“亡国”，而救济它的活动是“救亡”和“救国”。之后，基于这一观点上的行动，变得愈来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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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兴起的是利权回收运动。之前的攘夷意味着对西方事物的暴力和破坏。与此相对，这次的回收意味着取回被夺走的东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取的矿山和铁路等利权，成为回收的对象。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为止，广州汉口之间、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还有14座矿山权益都先后被购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