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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具有象征性的是前面提到的瓜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把“瓜”切开来“分”，无疑是把一个整体四分五裂的意思。四分五裂之前，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体的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前提。因此可以说，瓜分这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民族主义的显露了。瓜分即“亡国”，而救济它的活动是“救亡”和“救国”。之后，基于这一观点上的行动，变得愈来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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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兴起的是利权回收运动。之前的攘夷意味着对西方事物的暴力和破坏。与此相对，这次的回收意味着取回被夺走的东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取的矿山和铁路等利权，成为回收的对象。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为止，广州汉口之间、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还有14座矿山权益都先后被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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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非破坏、非暴力的行动，要数抵制商品运动了。1905年，美国更新了排华移民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为了海外的“同胞”，将中国视作“一体”这一点，与以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后，这类运动更是兴盛起来，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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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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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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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被夺走的东西、抵抗暴虐，虽是同样的举动，却明显是要与列强为伍。做出这些举动的，正是袁世凯等人推动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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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指整个政治的西方化。以城市为例，除了刚才详细介绍过的警察，还包括电车、公园的建设，在权益的回收上包括成为主要目标的铁路、矿山的经营，同属经济范畴的还有纺织工厂和近代银行的建设，等等。这也不仅仅限于袁世凯管辖的直隶，在其他地方，多少也能看到这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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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实业，更广义、抽象的制度改革和准备立宪的举动，也包含在其中。特别是日本获胜的日俄战争的影响甚大。皇帝专政的沙俄败给了立宪制的日本，这一印象在中国扩散开来，加速了已经开始的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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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想到将来要制定宪法，改编旧式的王朝政府机构，中央、地方政府对冗官进行了整理，并依次设立了近代国家的部门和职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项，是官吏录用制度的改革。另外，改变以往的科举考试内容，在各地建立西式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最高学府的学校体制得到了完善。海外留学也转变为考试录取，由此留学生们大举涌向日本，高峰时期据说达到了8000人之多。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宣告废除，近代教育正式启动。李鸿章和康有为都有此意愿，最终却未能实现。“新政”特别强调这些方面，甚至有人倾向于将新政的成果归结为“废科举、建学校、兴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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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进入20世纪尚不足10年的中国，其变化之迅猛，几乎可以超过明治日本的“文明开化”。仅仅是上述内容的话，日本人还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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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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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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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态绝不会如此单纯，不如说难题还在后面。不仅看表面现象，更要看穿其根源所在的结构，其中的事情就不是日本人能够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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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个口号叫作“文明抵制”，意为以西方“文明”的做法来“抵制”列强，刚才讲过的运动就是如此。然而，是谁提出了这一口号，又加以实践的呢？正是主导地方社会的绅士阶层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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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指的是科举考试的合格者，所以也是儒教的庇护者，曾经担当过攘夷大任的人们。也就是说他们以义和团事件为分水岭，将教义毅然地改成了“文明”。对义和团、秘密结社等邪教性质的清除就不用说了，他们把儒教的攘夷也定义为消极言行而将其从地方社会中排除出去，用“文明”取代“攘夷”并赋予其积极意义，试图重新获得领导、组织当地民众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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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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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儒教对于绅士，或是对于社会而言，已经不再是拥有最高价值的意识形态了。验证对四书五经掌握程度的科举制被废除，想必也正是因为地方社会以及其领导层的这一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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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科举的，是留学和新式的知识、思想。用于以往循规蹈矩的科举考试的古典文章，也被频繁使用新语的记者梁启超的文体所代替，无论是否赞同，他的主张都得到了神速的普及。这对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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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个叫作张謇的人物。他在1894年通过了科举考试，而且还名居榜首。然而，他没有走上仕途，而是在故乡的江苏省南通一心从事实业“救国”。前面也提到过，当时随着贸易的发展，纺织业、面粉业、精米业、榨油业等民间资本家经营的企业都开始发展，张謇的纺织工厂也获得了成功。他还考察了日本，以它们的开发项目为模型致力于故乡社会的振兴。他还将《大日本帝国宪法》带回国翻译，并介绍给中央和地方的官界。1880年，他凭借曾经在吴长庆手下当过幕僚的经历，与袁世凯开始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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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的例子虽然较为极端，但在当时类似的举动不在少数。以袁世凯为首，各省督抚主导的新政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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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下达给天津的商业自治团体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的任命书（190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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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督抚权力与商业团体之间的关系（出自《天津市档案馆馆藏珍品档案图录》，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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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本人也对绅士们说道：“可以不为官，却不能不为实业。”袁世凯强烈主张废除科举的举动，并不仅仅出自他本人不是正途的官僚这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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