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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1905年10月，袁世凯在直隶省河间府举行了北洋军的大型军事演习活动，即“河间秋操”，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近代军队的野战演习。此举的意图可想而知，在宣布北洋六镇改编完成的同时，对刚结束交战的日俄以及外敌进行示威。翌年秋天，又在河南省彰德府举行了部分北洋军和南部新军的联合演习，称为“彰德秋操”，也是一场受到国外瞩目的大型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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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清朝在日俄获得多项权益的东三省任命了总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整体的总督为徐世昌，各地的巡抚分别为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袁世凯的亲信。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一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签订，日俄秘密协商将东三省的势力圈进行南北分割。虽然尚不清楚清朝是否对此有所察觉，但清朝这些措施，应该从对抗外国这一脉络中加以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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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袁世凯名副其实地一步步占据了可以与往年的荣禄、李鸿章相齐的地位。在统治要害的军事和外交上，他已经成为万人瞩目的存在。然而，也许是时局过于动荡不安，这一局面未能像19世纪的李鸿章时代那样稳定并得以持续。这不仅仅只是袁世凯个人的问题，也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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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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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四章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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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辛亥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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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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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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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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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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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的百册纪念号中有如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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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之瞬间，实为中国两大异常之动力碰撞互斗、分分合合、新陈代谢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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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于1901年底，在日本从事记者活动时创办的杂志，上面这段话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按照他的史观，进入20世纪的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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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是中国史上未曾有过的Nationalism的勃兴。汉语中有的称为“爱国主义”，有的称为“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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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文明、社会或集体都有着自尊的意识。然而要称之为民族主义，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要有民族意识，即自己所属的集体和生存的土地是不可分割的。要意识到这一点，必须要有对立民族的存在，“无法忘记的他人”这一概念，也与这一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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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民族意识产生于19世纪的末期，来自西方和日本列强施加的压力，特别是面临“瓜分”这一外界危机。经历了幕府末期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应该不难理解这一外部压力造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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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愈发地高涨起来。概括来说，是对列强的抵抗。然而，如果只是单纯的抵抗，那么之前的排外、攘夷也无疑是抵抗。之所以将它们看作是新的阶段，是因为这些抵抗具备了新的观念和概念，以及采取了新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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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攘夷如果换作抽象的说法，是指对异物的排除。是对以基督教为首的西方文明本身的蔑视和拒绝。无论是体制尊崇的儒教，还是反体制的邪教，都选择将其排斥。其典型便是教案事件，由此才会出现义和团和北京朝廷的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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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列强进攻北京，朝廷退避西安显露出排外、攘夷的局限性，因此不得不转变对抗的方向。不是拒绝不同文明的存在，而是抵抗同一文明中的暴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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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具有象征性的是前面提到的瓜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是把“瓜”切开来“分”，无疑是把一个整体四分五裂的意思。四分五裂之前，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体的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成为前提。因此可以说，瓜分这一表达本身就已经是民族主义的显露了。瓜分即“亡国”，而救济它的活动是“救亡”和“救国”。之后，基于这一观点上的行动，变得愈来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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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兴起的是利权回收运动。之前的攘夷意味着对西方事物的暴力和破坏。与此相对，这次的回收意味着取回被夺走的东西。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获取的矿山和铁路等利权，成为回收的对象。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为止，广州汉口之间、苏州杭州之间的铁路，还有14座矿山权益都先后被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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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非破坏、非暴力的行动，要数抵制商品运动了。1905年，美国更新了排华移民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抵制美货的运动。为了海外的“同胞”，将中国视作“一体”这一点，与以往有着明显的差异。之后，这类运动更是兴盛起来，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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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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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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