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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够确认的是，袁世凯希望悄悄地获得镇压军的领导权，不能说丝毫没有复仇的意图。但是，从纯粹意义上的军事观点来看，为了高效指挥军队，他要集中领导权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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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表明他正式提出了其他的条件。当然，袁世凯不会完全没有考虑立宪或是革命的事情。养寿园素来有要人、军人和绅士们频繁出入，社交活跃，即使他足不出户，也通晓天下局势。因此他觉得单纯采取军事行动来推翻各省的独立是无法根本解决问题的，这一点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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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津《大公报》在10月24日刊登了袁世凯的非正式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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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于能够实行立宪。应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消除满汉对立。然此时上奏，将遭胁迫或背负责任，故军务吃紧之当下无法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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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袁世凯本人的立场和观点，上面这段文字是他最稳妥的进退应对吧。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把实行立宪作为“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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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决定出马，10月27日接过领导权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与北京相距不远的山西省于29日独立，同一天，驻扎在北京附近的滦州的部队，又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年底之前开设国会、废除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释放政治犯等要求。他们表示，如果不接受的话将立刻进攻北京。这一事件被称作“滦州兵谏”，对清朝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晴天霹雳。最糟糕的情况是北京受到东西夹击而危在旦夕，载沣也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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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载沣发布了“罪己诏书”，自我批评并表示谢罪。11月1日，任命袁世凯取代庆亲王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委以全权，以求度过危机。3日，资政院上奏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天就通过并颁布。当下，它成为清政府的宪法。按照其中的规定，袁世凯再次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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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于13日辗转入京，16日成立了内阁。也就是说责任内阁正式掌控了政权，同时还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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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大约一个月时间，袁世凯从驱逐隐退之身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南方各省基本都宣告独立，身负清政府重任的袁世凯，成为内外注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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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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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五章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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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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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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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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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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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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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的话，袁世凯的地位岌岌可危。表面上他是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清军的总司令官，受到了全权委托。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他还是一名罪臣，而且被卸去了官职。南方尚有敌对势力，在军事上处于对峙之势。两边都不信任他，走错一步的话，恐怕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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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不可能没有察觉。自愿投身于这场困境的袁世凯，究竟有何打算，谁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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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境地，对袁世凯而言并不是第一次。正因为他手握军权，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总是处在投出决定性一票的位置，被迫做出决定走向的选择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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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这并非是他想要的，即便所有的选择都出自他的本意，他也并没有这些自信吧！然而，他被寄予厚望的决断，却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在辛亥革命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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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身为清朝的司令官，首先要发动大军镇压南方的革命军。领导权正式回归袁世凯之后，北洋军士气大涨，在10月27日至29日短短三天，就制服了投靠革命派的新军，很快就夺回了汉口，紧接着又占领了汉阳，首义之地的武汉三镇眼看就要沦陷。倘若就此打下去的话，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被改写了。但是，袁世凯偃旗息鼓，要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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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南北停战协定在武汉签署，3日至6日期间停战。7日，清政府全权委任袁世凯与南方的独立各省进行谈判。8日，袁世凯派出代表唐绍仪。9日，唐绍仪开始与南方省份代表伍廷芳交涉。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不久就转为公开谈判，地点也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的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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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和伍廷芳都是从美国归国的广东人，一直活跃在外交界。20世纪初，他们曾是清政府外务部的同僚，也是当时的尚书兼外相袁世凯的部下。因此，他们在沟通上应该是很畅通的。但是，在关键问题上的交涉却迟迟不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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