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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天津《大公报》在10月24日刊登了袁世凯的非正式发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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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在于能够实行立宪。应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消除满汉对立。然此时上奏，将遭胁迫或背负责任，故军务吃紧之当下无法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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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袁世凯本人的立场和观点，上面这段文字是他最稳妥的进退应对吧。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把实行立宪作为“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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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决定出马，10月27日接过领导权之后，局势急转直下。与北京相距不远的山西省于29日独立，同一天，驻扎在北京附近的滦州的部队，又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其中包括年底之前开设国会、废除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以及释放政治犯等要求。他们表示，如果不接受的话将立刻进攻北京。这一事件被称作“滦州兵谏”，对清朝而言是名副其实的晴天霹雳。最糟糕的情况是北京受到东西夹击而危在旦夕，载沣也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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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载沣发布了“罪己诏书”，自我批评并表示谢罪。11月1日，任命袁世凯取代庆亲王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委以全权，以求度过危机。3日，资政院上奏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当天就通过并颁布。当下，它成为清政府的宪法。按照其中的规定，袁世凯再次当选为内阁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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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于13日辗转入京，16日成立了内阁。也就是说责任内阁正式掌控了政权，同时还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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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后大约一个月时间，袁世凯从驱逐隐退之身爬上了权力的巅峰。南方各省基本都宣告独立，身负清政府重任的袁世凯，成为内外注视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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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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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五章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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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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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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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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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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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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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的话，袁世凯的地位岌岌可危。表面上他是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清军的总司令官，受到了全权委托。然而，就在一个月前，他还是一名罪臣，而且被卸去了官职。南方尚有敌对势力，在军事上处于对峙之势。两边都不信任他，走错一步的话，恐怕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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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不可能没有察觉。自愿投身于这场困境的袁世凯，究竟有何打算，谁也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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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境地，对袁世凯而言并不是第一次。正因为他手握军权，中日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事件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总是处在投出决定性一票的位置，被迫做出决定走向的选择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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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这并非是他想要的，即便所有的选择都出自他的本意，他也并没有这些自信吧！然而，他被寄予厚望的决断，却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在辛亥革命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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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身为清朝的司令官，首先要发动大军镇压南方的革命军。领导权正式回归袁世凯之后，北洋军士气大涨，在10月27日至29日短短三天，就制服了投靠革命派的新军，很快就夺回了汉口，紧接着又占领了汉阳，首义之地的武汉三镇眼看就要沦陷。倘若就此打下去的话，中国的历史也许就被改写了。但是，袁世凯偃旗息鼓，要求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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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南北停战协定在武汉签署，3日至6日期间停战。7日，清政府全权委任袁世凯与南方的独立各省进行谈判。8日，袁世凯派出代表唐绍仪。9日，唐绍仪开始与南方省份代表伍廷芳交涉。最初是秘密进行的，不久就转为公开谈判，地点也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的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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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和伍廷芳都是从美国归国的广东人，一直活跃在外交界。20世纪初，他们曾是清政府外务部的同僚，也是当时的尚书兼外相袁世凯的部下。因此，他们在沟通上应该是很畅通的。但是，在关键问题上的交涉却迟迟不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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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方面作为清朝政府的代表，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与此相对，南方的独立各省则希望实现共和立宪。立宪作为当时的标语，双方是一致的，前提却是各不相同。是选择清朝保留君主制的立宪，还是颁布共和制前提下的宪政，双方在政体的原理原则上产生了争议。谈判未能进展的理由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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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南方独立各省的情况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前面已经讲过，各省感到有联合起来的必要，于11月中旬结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却在主导权问题上屡屡对立，很难得出结论。原本同盟会系的革命派人心就不齐，再加上咨议局的立宪派绅士和新军的军人，就更混乱了。大家都为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为了稳住脚跟，也不得不对外坚持原则，便表现得更加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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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为了打破这一局面，提议召开“决定未来中国政体”的“国民大会”。唐绍仪是为了动摇原本就参差不齐的南方阵营，伍廷芳则是暗自打算掩盖住自己的破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