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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南方认为共和国推翻了清朝，并取代了它的地位。共和国的代表是南京临时政府，虽然领袖、大总统一职暂时让给了袁世凯，他毕竟只是临时政府的成员之一，必须按照政府的意愿行动。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推选袁世凯为候选人并要求他在南京上任，也是出于这一认识。这和袁世凯等人所认识的以往的经过、目前的形势，有着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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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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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还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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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任地点选在南京还是北京，直接关系到其政权的正统性或性质上的争议。他原本就拒绝在南京就任，最终还是以“兵变”为由，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将中央政府设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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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北京这一决定，意味着他鲜明表示了要继承以往清朝政府的立场。也可以说，意味着要在清朝的体制基础上继续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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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临时政府的立法机构参议院立即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如其字面所示，是临时的、暂定的，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宪法。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来看，《临时约法》写入了大量西方的民主内容，主权在民、基本人权方面的条款可以说是典型吧！因此，《临时约法》虽然几乎未能得以实施，却作为政治原理的象征性规范渗透到社会中。从这一意义上，《临时约法》左右了之后的历史，是极为重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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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行政方面，让人能够联想到通常的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极大地强化了国会参议院的权限，这一点尤为重要。同时规定要由参议院选出的国务总理成立内阁来具体实施政务。大总统和国务总理都对参议院负责，参议院具有弹劾两者的权力，因此政府的权力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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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约法》是在3月11日这天颁布的，也是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这当然不是巧合。《临时约法》早在袁世凯政权成立之前就开始策划制定了，目的是为了牵制袁世凯的举动。有违于南京临时政府的理念、主义的袁世凯的独断专行，是决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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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意图，袁世凯知道多少呢？又或者说，他其实早就知道了一切，却轻敌了吗？他立刻接受了《临时约法》并推荐了唐绍仪，获得参议院批准后，便任命唐担任国务总理并组阁。就这样，孙文等人心心念念的“统一”政府总算成立了。然而，任谁都能看得出，从一开始，其中就隐藏着严重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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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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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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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本来，无论是任何一个政府，或是采取任何一种政策，首先需要的是施政能力，以及足以支持其施政的财力。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并不具备任何一条。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前面说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继承清朝的北京政府，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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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4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发表了如下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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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做何事，财政都是关键。半年以来，工业、商业荒废，税收锐减，外债眼下也无力偿还。此后要实行政治改革，必须引入外资。首先策定财政整理之大纲，提高财政之信用。关税用于外债、赔款之担保，必须立即实施税率之上调。……盐税改革、土地税之整理、国币改良以及币制统一等均为财政之最重要所在，须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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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担心的是财政上的窘迫，当务之急是从外国获得新的贷款，由此来渡过眼下的难关，以便将来东山再起。这从当时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说，无论是谁来主持大局，都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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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掌握了参议院的南方革命派，却对此做出了激烈的谴责。双方陷入僵持，贷款计划也不得不改变。袁世凯对此火冒三丈，与国会的关系彻底恶化。上述演讲后不久，他就对英国公使朱尔典称：“共和尽是不毛之言论，几乎无任何实效。”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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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陷入进退两难局面的是就任国务总理的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他被夹在国会的攻击和大总统的意向之间，就任仅三个月就放弃了职位。归根到底，这是尊重法律的他在向动不动就采取强硬手段的袁世凯及其周边发出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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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早在19世纪80年代常驻朝鲜时，就受到了袁世凯的器重。也就是说，军人政治家与具有外国经验擅长社交的知识分子官僚的结合，弥补了双方欠缺的资质和才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人堪称是绝配，也是能够长期维系关系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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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的南北议和时，唐绍仪被选为谈判代表，也是因为他的谈判能力被看重，再加上他出身广东，和革命派的很多人都是老乡，选他再合适不过了。袁世凯能够说服清帝退位当上临时大总统，也离不开他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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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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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也是和议的延续。他打算利用唐绍仪与国会周旋，从而让占据优势的革命派顺从自己。袁世凯之所以赞成责任内阁，是因为他认为对现实的政治有利，而不是他对制度本身的内容有多大关心，或是有多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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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归国并了解西方政治制度的唐绍仪，与袁世凯仍然存在分歧。如果只是作为谈判代表去和敌方交涉，虽然难免使用谋术，却不能和首相的政务同等对待。而且，袁世凯做出此种姿态来加以宣传，也是考虑到今后对自己的政治家生涯有利吧！之前相互弥补的差异和个性，如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两人终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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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视原则和程序，只是一味地追求目的，是实用主义、重视实务的军人常见的行动模式。战前日本的军部也是如此。袁世凯似乎也不例外。当时他与唐绍仪的关系，也很好地体现出了这种寻求方便的姿态。之后这一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最终左右了民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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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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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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