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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要算20世纪初，他担任直隶总督这段时期。他治理有方，成为清朝赖以依靠的顶梁柱。而他一旦进入中央政府，便走上了窃取革命成果、导致军阀混战的穷途末路。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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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得意和北京的失败，实际上就像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当时正是各省积蓄实力，而中央却走向没落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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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之后陷入困境，并一蹶不振的原因，在于南北对立。武昌起义后出现的这一趋势，表现为首都范围内总统府和参议院的对立、全国范围内北京与各省的对立，辛亥革命后也以另一种形势而持续存在。也许表面上只是体现为思想和观点的对立、政体和政局上的争议，军事上则体现为压迫和反抗。但是，其本质问题绝不仅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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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在反抗北京、脱离中央形成各省独立这一趋势和动态上是完全相同的。早在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东南互保时就已经出现了。而在最初时，袁世凯本人也应该是率先参与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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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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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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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培养并掌握了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并将其作为资本。这是赶上了李鸿章时期以来督抚重权体制的缘故。这一时期都一帆风顺，天津时代的治理功绩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然而，被调到中央后，却是风云暗涌。与载沣的对立就不用说了，升到大总统一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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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的目标是通过确立立宪政体、强化中央权力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在这一点上，他的目标和行动模式，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康有为君臣二人，以及驱逐袁世凯的载沣政权，并没有什么不同。袁世凯政权也不过是旧中央政府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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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混乱当中，袁世凯在万众瞩望之中宣布登场。当时，几乎无人批评他窃取了革命果实。虽说立场不同，各路势力对他的期待却绝不可小觑。即便如此，他仍然未能避免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这是因为民国的袁世凯政权和中日甲午战争后发生质变的清朝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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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他都是从中央的角度来强化体制权力，由此招致了与地方的对立、北京的孤立。二次革命中袁世凯、中央获得胜利，得益于钻了革命派和地方准备不足的空子，再加上外债资金的丰厚。与清末被称作是“洋人的朝廷”，借助外国力量压迫地方这一结构，并无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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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三次革命导致了各省的脱离和军阀的混战，北京的中央政府得不到地方的服从，化作了所谓“没有地方的中央”。通常都说没有地方，也就没有中央，而当时的中央政府国内并未予以承认，只是受到了外国的认可，由此出现了这种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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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各省都加深了与外国的直接往来而取得了经济增长，对中央和其他地区的依赖有所减弱，得以财政自立、维持军费开支。例如，日本与所谓旧满洲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其他地区不分大小，也都具有相同的倾向，而得到加强的是从19世纪最末期到20世纪前十年，恰好和中央政府质变、地方军阀勃起的时期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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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对这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经过、趋势和实况掌握了多少呢？仅仅看他的言行，可以说他局限于西方立宪制和近代国家的概念上，而未能洞察到宏观的结构和动态。原本就不仅是他一个人如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士无一例外。这样思考的话，他所推行的政策并不是地方和中央的有机结合，而是滋生了反目和争斗，最后走向消亡，也许是必然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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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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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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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统一的中国因为袁世凯而变得四分五裂，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清朝，至少是清末的中国，以近代国家的标准看来已经处于分裂的状态。袁世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总统，想要建立起中央集权、名副其实的统一的近代国家。可是，他未能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以失败告终。本就存在的分裂状态，由于他的失败而演变为军阀混战，转化为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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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集权统一问题上，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善后大借款的财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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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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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这笔外债，袁世凯政权用盐税收入做担保。在外国看来，没有比它再可靠的财源了。没想到，课税征税却是极其的紊乱复杂，中央政府能拿到的实际收入微乎其微。因此，列强以提供贷款为条件，要求聘请外国顾问实行盐税行政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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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政权以此为杠杆，进行了大范围的财政金融改革。通过盐税的改革和内债的发行，夺走了地方控制的税收，并提前征收。还将地方发行的各种形式的货币、纸币统一为中央发行的“国币”，来实现币制的一元化。这些都是抑制地方走向自立、加强集权和统一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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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显示的是一元货币，俗称“袁大头”。我们称为袁世凯银圆的、刻有他头像的硬币，它的命运也象征了袁世凯其人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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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发行的这种银圆，刚开始并未得到广泛的流通。这是因为各地的独立性经济结构根深蒂固，当地发行的货币占据了优势。袁世凯政权的改革事业，无疑遭到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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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袁世凯死后，中国经济在迎来“黄金时期”的同时，袁世凯银圆驱赶了原有的当地货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流通。他本人未能实现的中国大一统，却由刻有他头像的硬币打开了局面。这为大约20年后蒋介石政权断然实行的币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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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货币，袁世凯的事业从盐税、内债到军事，在很多领域都是蒋介石的先驱。更准确地讲，他就是先驱。也许应该说，当时的时机还尚未成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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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先驱往往伴随着艰辛，不能仅仅责怪袁世凯一人。能够洞察渴望统一的时代思潮与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乖离，并采取永久有效政策的人物，真的会存在吗？不都是屡屡碰壁层层受阻的吗？蒋介石是如此，就连今天似乎也不例外。这么看来，袁世凯和他的时代，是造就了延续至现代的中国政治的一个出发点。